暴力為制度之母：從諾獎得主諾斯（Douglass North）談制度、競爭與經濟發展

道格拉斯．諾斯（Douglass North）在他過世前與他人合著的最後一部作品Violence and Social Order 中，提出了對「開放社會」的深刻思考。他認為，開放社會是西歐式經濟發展的必要前提，但更重要的是，他以一個看似人文的概念——「暴力」（Violence）——作為理解制度與經濟秩序的關鍵切入點。

這個思路受到新制度經濟學若干前輩的啟發，尤其是阿爾欽（Armen Alchian）與戴姆塞茨（Harold Demsetz）在財產權理論中的分析：制度的功能，在於界定權力與責任的邊界，從而降低衝突成本。諾斯將這個邏輯推進一步——社會中的暴力既無法被根除，也無法被完全壟斷；制度的任務，便是對暴力進行「最適分配」。政治制度因此是「暴力的組織者」：它決定了國家與社會如何授權、節制與安排暴力。

-從暴力到市場：開放競爭與創造性破壞

那麼，如此人文色彩強烈的概念，如何與經濟學對話？諾斯仍然延續亞當．斯密以來的自由主義傳統，認為開放社會的核心在於「經濟競爭的開放性」。他並不否認國家的角色；相反地，他強調國家應該維護契約、提供公共財與市場信任——這些都是新制度經濟學的基石。

然而，若真正地開放競爭，必然對社會菁英階層造成強烈衝擊。於是乎，讀史觀今，若菁英掌握暴力資源，他們往往利用暴力維持市場壟斷，創造人為的「進入障礙」（entry barriers），藉此榨取租值（rents）。於是乎，在這樣的體系下，菁英失去創新誘因，經濟陷入制度性停滯。

因此，諾斯指出，唯有開放的政治制度，才能孕育開放的市場，而市場競爭所帶來的「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正是長期成長的基礎。

-制度與發展之橋：IO 與 Development 的潛在對話

諾斯的觀點，與艾塞莫魯與羅賓森（Daron Acemoglu & James Robinson）在《國家為何失敗》（Why Nations Fail）中的制度理論相通：政治制度與經濟發展是互為因果的共構過程。不過，諾斯更關心的是市場結構如何形塑制度變遷。

若延伸他的邏輯，可以看到一條尚未被充分探索的橋樑——將微觀的「產業組織」（Industrial Organization, IO）與宏觀的「發展經濟學」（Development Economics）結合起來。這條橋樑一旦建立，或能揭示制度如何影響競爭型態，競爭如何反過來塑造發展潛力。然而，這項任務極具挑戰：

（a)研究需要能同時反映制度與市場結構的長期資料；

(b)理論上需有能兼容動態競爭與制度演化的模型；

(c) 實證上要找到能在 IO 與發展兩端都成立的策略。

-模型與識別：方法論的斷裂

這樣的挑戰也呼應了另一位諾貝爾獎得Joshua Angrist對 目前經濟學家的產業組織研究（IO） 的批評。他指出，IO 過度依賴模型與結構設定，幾乎離不開各種假設。而這種依賴，正反映出 IO 研究對「均衡」概念的重度倚賴——市場結構、競爭均衡、賽局均衡都難以脫離模型框架。

Angrist 的「準實驗」策略，試圖透過自然變異與中央極限定理的力量，規避對模型與分布的假設。但這一方法難以處理 IO 所關注的議題，如企業策略互動、進入與退出、動態定價等。於是，Angrist 在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中戲稱 IO 的狀態為「Industrial Disorganization」，意即過度結構化反而失去了組織的生命力。

然而，諷刺的是，想要在完全不假設模型的情況下，用一條 OLS 估出唯一的納許均衡，本身也是強假設。這顯示經濟學內部的深層分歧——勞動與發展經濟能迅速結合，是因為它們共享準實驗語言；但 IO 與發展經濟學之間，許多時候仍缺乏共同的科學語言，頗有物理學家跟化學家有時難以溝通的味道，這一段未來恐怕為科學史家提供了不少研究題材。

-結語：暴力、制度與秩序的再思考

從暴力到制度，從市場結構到方法論，諾斯為經濟學提出了一個深刻的問題：社會如何組織暴力，並將暴力轉化為競爭的秩序？

這個問題將政治哲學、制度理論與經濟方法串聯起來，也許正是當代發展經濟學與制度分析最應重新思考的出發點。暴力不是文明的黑暗面，而是思考制度理性的起點——若制度無法有效組織暴力，便無從談開放與創新。誰控制暴力？誰可以做什麼了不起的事但不會擔心被置之於監獄？諾斯留下的，不僅是理論遺產，更是一個未竟的研究計畫：在暴力與市場之間，現代社會如何持續自我更新，找到一個開放的制度性平衡？

全文見：

https://vocus.cc/article/6913f310fd89780001ff922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