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悼本校傑出校友——醫師、小說家陳耀昌教授】

陳耀昌醫師為本校一九六六年畢業校友（光復後第二十一屆），畢生以醫者仁心守護臺灣的公共衛生與醫療品質，更以深厚的人文關懷投入文學創作，以《傀儡花》等作品重現臺灣歷史與人文風景，為社會記憶留下深刻刻痕。他跨越醫學與文學的生命實踐，展現知識分子對土地的責任與對人群的溫度，是一中人共同的光榮與典範。

「如果有南一中精神，它應該是台南精神，台灣精神......台灣人追求自由、民主、平等的精神！」~陳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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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耀昌——醫學與歷史碰撞的火花

文：廖淑芳

(收錄於臺南一中百年校慶紀念特刊)

這幾年台灣歷史小說書寫風潮大興，其中陳耀昌醫師《福爾摩沙三族記》《傀儡花》《獅頭花》《苦楝花》《島之曦》等系列台灣歷史小說的書寫更是引起熱議，從一位血液腫瘤科醫生，變成一位台灣歷史小說書寫者，陳醫生的生命歷程確實令人好奇。而成長於台南，小說書寫的出發點也出自台南的陳醫師更是南一中畢業的高材生。在當時南北優秀人才聚集於此的優秀學府，陳醫師有過什麼樣的經歷?或者什麼樣的記憶呢?

2021年1月12日，我與陳耀昌醫師約好了在台大醫學院進行採訪，當天除了南一中圖書館高英耀主任一起參與之外，另一位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的王靖婷老師也慕名而來。採訪之後，陳醫師除了招待我們用餐，還帶領我們參觀了台大醫學院的醫學人文博物館，並親自為我們導覽，是非常難得的一次訪談經驗。

針對初高中讀了六年的南一中，陳醫師說老師課程當然都很好，但對他來說那六年生活並無特別之處，如果說有什麼難忘的，其實都是報紙上不會登的事而他知道那真的發生了，他說這些才是他印象深刻的。他對那個禁閉的時代有很深的感觸，許多話聽來也特別語重心長。以下以第一人稱來帶出陳醫師分享的生命故事。

政治禁閉時代的初高中六年生涯

我是1960年進南一中的，1966年畢業進大學。很幸運，我是台南一中初中部的最後一屆，在南一中讀了六年。當時進初中、升高中、上大學都有聯考。台南一中初中部到高中部，並非直升，而是依聯考分發。反而後來我上台大醫科是保送（我們是最後一年醫科，下一屆改為「醫學系」），升大學的保送制度在1968年廢止，所以我算是吊車尾。台南一中是以姓氏筆劃分班，所以我們九班前半部姓陳，後半部姓郭。我的「耀」字有二十劃，學號33號是姓陳的最後一位。當時我們會笑說初中在勝利路，高中在勝利路，如果再考上成大還是在勝利路，那麼就是十年都在勝利路度過，太恐怖了。那是個封閉的年代，我們都希望有機會能到外面更大的世界闖蕩一番。

那個年代，大人都是全天工作，連晚上都要「假如客廳是工廠」，所以學生如我，上學回家以後就很少出門。對了，除了晚上去老師家補習，我記得有數學呂清波老師與化學李水木老師。我平常除了週末看電影，沒什麼娛樂，但寒暑假會到鳳山媽媽娘家玩。那是坐公路局自台南到鳳山要將近兩個小時的年代，遊覽車還很少，全家出遊一趟並不容易。初、高中六年的家庭旅遊，我只記得兩次，現在留下來的1967年阿里山遊照片，是彩色的，而1964年墾丁公園（那時尚未成知名景點），是黑白照。讓我很驚訝的是，我們竟然有一張在荷蘭公主廟海邊船帆石前面的全家福照片，和我2013年的船帆石照片比較，船帆石變小了。還有，那時旁邊不知有沒有荷蘭公主廟？

但你若問我在學校有什麼特別難忘的事，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朝會時站在我身旁的同學陳振芳悄悄跟我說，最近發生了一件湖口裝甲兵兵變事件。當時當然半信半疑，幾年後才知道那是真的，但報紙卻不會報導，那樣的事我才會一直記得。又如，高中（1963~1966）時有位地理老師喻成周，個子有些矮，四川人，因為喜歡吃香腸，同學們叫他「煙腸的」。後來1973年我在龍岡的官路缺野戰醫院部隊服兵役，任少尉醫官時，在部隊當預官排長的同學楊友任，來到我們醫院，拿了張抽血報告給我看，病人姓名竟是喻成周，才知道喻老師不知什麼時候成了政治犯而被囚禁。在那個白色恐怖時期，會有外省籍老師一不小心就被冠上「藏匿匪諜」或「為匪宣傳」嫌疑，惹來麻煩。而這些事只能私下口語相傳，不敢公然談論。

南一中的老師們與同學們

很妙的，在台南一中六年，若問我求學過程中印象最深刻的老師，雖然很多老師教得都很好，但初中音樂老師程秀高，與高中音樂老師李欣蓮應該算是我印象最深刻的。李欣蓮老師長得漂亮，性格柔和，上她的課如沐春風。程秀高老師則嚴格認真，但上完課收穫很多。那時的音樂課本許多是西洋古典音樂改編，不知不覺之中奠定了我對古典音樂的愛好，影響我很大。記得當時還有一位美術老師叫謝國鏞，人非常老派優雅，會以石膏像為教材教我們畫素描，他也教得很好，可惜我沒有美術天份。除了歷史，我也很喜歡地理，我可以畫出世界每一個大國及中國每一省份的大致圖樣。那時的台南一中除了數理、生物、地理、歷史等核心課程，學校對藝能課程也絲毫不馬虎，每科的老師都認真施教，該學什麼就學什麼，這應是南一中的教育最值得稱道之處。

不過那個年代對台灣過去的歷史，尤其日本時代的事物與記憶幾乎都洗滌殆盡，所以直到高中時我們都沒有機會接觸到日本時代的台灣流行歌。我要到大一才知道原來有一首台語歌叫「望春風」。這樣的禁閉現在簡直無法想像，但卻是我們當時的日常，使得當時的我們對過去台灣歷史文化的了解非常貧乏，若有，也甚為扭曲。然而這樣的「台灣壓制政策」也漸漸把我塑造成「台灣派」，從高中就知道有些事是「小孩有耳無嘴」，而報紙要反過來唸！教育中隱含的反日情緒，導致我後來在大學的第二語言選德語而不選日語，讓我後悔至今。

課外閱讀與思想啟蒙

因為這樣，我在那個階段的思想啟蒙，說起來應該是自己看書及看電影來的。我從小很愛看書，上小學之前就看我叔叔買的牛哥費蒙的《牛伯伯打游擊》。小學時看《西遊記》及《三國演義》。初一時的導師傅啟發老師，當時正好師大英文系畢業，介紹我們看《傲慢與偏見》，為我打開閱讀西洋翻譯小說之門。《紅樓夢》與《東周列國誌》在高中畢業前就唸了兩遍。當時大概每一本《今日世界》我都會看，包括《今日世界》雜誌社出版的小說，像亨利詹姆士《奉使記》、馬拉末《魔桶》等。值得一提的是，我自小喜歡看歷史小說，剛剛說到高中畢業時已唸了二次的《東周列國誌》，初二時在經緯書局買的第一本書就是南宮搏的小說《洛神》，我寫歷史小說的風格，就深受他的影響。

我高三下學期時因為已知道保送，心情大為放鬆，放學後幾乎天天到博愛路(今北門路)的南一書店，站在書櫃前看書，大約一小時後才騎腳踏車回家。文星叢刊是我最重要的思想啟蒙刊物。我高三時讀到李敖在文星叢刊出版的《播種者胡適》，這本書更曾深深影響我一生的行事風格，也讓我喜歡當一位播種者pioneer，從此以胡適和李敖為師。雖然李敖過世後有些人對他後來的作為有所批評，而像殷海光也批評過胡適晚期行事，但一個人不可能從三十歲到六十歲所有評價都正面，我認為這些並不影響他們當年曾經為像我這樣的年輕人帶來的思想震撼與文化啟蒙。

電影的啟發

能住在「南都戲院」的對面，是我的幸運。更幸運的是，每週六晚上看一場電影是我父母在行醫生涯百忙中每週的唯一娛樂。我自三、四歲就開始看電影。我還記得第一場看的電影叫「戲王之王」，是馬戲團的故事，後來我查到是1952年的電影，英文The Greatest Show on Earth。看電影讓我學會說故事，而會說故事是小說創作成功的重要因素。另外，在1970年代之前，尚屬專制政權下的封閉台灣，電影是與國際進步思潮的重要媒介，因此我自電影中吸收了不少西方的當代理念。特別1968年，是一個世界思想解放的里程碑，許多進步的人權、性別平等、反擴張主義觀念，可以說都是電影灌輸給我的，我也經由文學名著改編的電影得到許多啟發。

想想高中時期我最要好的同學，應該算是後來在中研院植物所的陳宗憲，另外陳師孟在高二以前也是我同班，還有一位後來成為院士的旅美學人謝道時。當時我如果去看了電影，讀了什麼的，比如看了「窈窕淑女」，好看得要命，第二天就大談特談。但我們也會一起聊像柏楊、李敖、殷海光等這些思想人物的故事。透過這些思想啟蒙及與好友相互的切磋分享砥礪，我們各自在心中栽種未來的夢想，走上各自的志業之路。這些年輕成長過程的養份都是無比珍貴，而各人點滴在心頭。

南一中精神就是台南精神

因此，如果你問我有所謂「南一中」精神嗎?南一中有什麼特出之處嗎?我感覺南一中精神就是台南精神。現在回頭看，台南是中國從漢、魏，晉、隋唐、宋、明等歷代政權到清之前的漢人政權終結之地，歷來也有像「九豬十六羊」這種把自己當成明代遺民的想法。這樣的看法，與清華大學楊儒賓教授的「明鄭亡後無中國」正好呼應。

我記得，有一次和林瑞明教授一起搭高鐵，林教授家居「五條港區」，水仙宮附近，與我的西門路「小西腳」甚近。他突然問我說：「耀昌，我們都自命府城人，這府城，不是清代『台灣府』，是東寧『承天府』。」

因為這樣，我就很想說，記得南一中校歌有這麼一句「思齊往哲，光文沈公」。我從初中到高中其實一直都不知道什麼是「光文沈公」，首先那時根本沒有教我們誰是沈光文？後來知道誰是沈光文了，但他其實是有一次在旅途中船遭遇風浪才偶然到台灣來，他跟鄭經關係也不好，總之我一直很困惑我們究竟用光文沈公是要強調什麼?我覺得還不如用1930年代蔡培火的「咱台灣」，或黃得時的「美麗島」來得有意思。我這話不是批評，我對南一中是很肯定的，不然就不會這麼喜歡參加南一中的同學會。

我的意思如果有南一中精神，它應該是台南精神，台灣精神。正好像我現在正在寫的「台灣文化協會」的小說（後來名為《島之曦》）。今年正好是文化協會一百年，而文化協會的精神就是台灣人追求自由、民主、平等的精神！

記得剛進南一中初中時，校長告訴我們將來我們同學中有四分之一會進台大，進大學似乎是我們那個時期主要的目標，但高中階段是一個人一生中最青春立志的階段，當時的吸收學習都會影響一生。比如我前陣子找到一本高三寫的週記，我特別留下來因為當時都是用毛筆寫的。其中一篇我記到當時一位來訪南一中的「丁善理」中尉的印象，他後來在越南紮根甚深，人稱「越南王」。我在週記中說他「長得面如冠玉、丰容俊姿、尤以口才之美、風度之佳，更使在場同學人人折服。軍中有此人才，誠屬可貴。」可見當時對他印象之深。他後來雖然因為經濟糾紛自殺，卻曾經在越南打出一番天下，是典型的英雄人物。我想南一中精神或說台南精神，應該是在學習之中，打造出這種從我們自己的土地裡成長起來的英雄。

我的這一輩算是幸運的一代。我自孩童時1950年代，看著農夫牽著牛走過台南街道，牛拉了一坨屎都得鏟起來當肥料的窮苦年代，走到今日台灣半導體稱霸世界，AI人工智慧、物質豐足的年代。但時代表面上進步了，我們卻也喪失了對不同人不同族群的欣賞、尊重、包容，讓台灣變成一個沒有英雄的社會。但想想過去台灣經歷的，一直都是由流離、逃難、流亡，然後為求生而對抗，再到為發展而包容的循環，鄭成功時代如此，1949年的「大軍轉進」也如此。我很高興台灣的專制時代已成過去，台灣人被壓抑的年代已成過去，我們現在是民主與法治的台灣，已經走到各族群相互尊重包容的年代，以現代教育來培養與創造出我們自己土地上的英雄，值得我們共同期許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