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偉的《江城》與《別江》

前不久在書訊中看到，我很喜歡的一位作家何偉即將推出新書，於是趕忙預訂。10月初，他的新書《別江》到手，我很開心，花了幾天的時間把這本作品讀完。

何偉是誰？具有中國姓名的他，其實是個老外。他本名彼得．海斯勒（Peter Hessler），1969年出生，在美國密蘇里州長大，也在普林斯頓大學、英國牛津大學分別取得學士、碩士學位。1996至1998年，他到中國大陸重慶附近的涪陵教書，2000至2007年擔任《紐約客》駐北京記者，也同時是《國家地理雜誌》、《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的長期撰稿人。2011至2016年，他到埃及開羅工作，直到2019年，舉家再搬回到中國，在四川成都一所由四川大學及美國匹茲堡大學合辦的學院教書。這本《別江》，原本的英文書名叫《Other Rivers：A Chinese Education》，從原書的書名來看，書中所談的，就是中國的教育制度問題。

我喜歡何偉的作品。之前，他曾經出版過四本觀察中國的書，包括：《江城》、《甲骨文》、《尋路中國》、《奇石》，我當然都讀過了，但那已是2015到2017年之間的事了。

當年，《江城》這本書就讓我非常感動。這本書的原名是《消失中的江城》，指的就是他教書的地點涪陵。涪陵在長江沿岸，三峽大壩興起後，175公尺的水深，將把涪陵這個小城臨江的地區全部淹沒。所以他才會以「消失的江城」來為他曾經服務過的小城涪陵命名。但他出版這本書後，很多中國的讀者都好意的指正他，在中國，「江城」指的是武漢，不是涪陵。但，這又有何妨？涪陵是他曾經生活過、呼吸過的土地，他看著這片土地因為水利工程而被蠶食、而被淹沒，他用他自己的感受，為涪陵命名為消失中的江城，又有何不可？

而他寫的這段故事，也讓我回想起我在2001年底到2002年初，當起背包客，一個人在大陸浪跡了11個省的往事。我曾站在正在大興土木的三峽大壩壩底，聽著身邊的工程人員驕傲的告訴我，當大壩建好後，可以供應全中國多少多少的清潔能源。我也曾搭著小船行過瞿塘峽、巫峽、西陵峽，船老大告訴我，當大壩注水後，原本湍急的水流將變成浩瀚的大水庫，長江三峽從此絕唱。

對於中國，我去過幾十次，但都是走馬看花，蜻蜓點水，很少在一個地方駐足逗留太多時日。可是何偉是長期駐紮在中國的老師、記者，也是一個外來者，他用老外的眼光，看著這一片被當地人視為理所當然的景緻，他有著太多的驚奇，並能挖掘出我們因為習以為常故時而忽略的細節。他與土生土長的當地人打成一片的人際互動及頻繁交往，化為文字後，句句動人。怪不得中國導演張贊波會稱讚說：「那些走馬看花、蜻蜓點水的駐華記者、西方漢學家、中國觀察家、評論家，都遠遠比不上何偉。」

在讀到何偉的作品之前，我其實對於從西方人眼中看中國這件事，有高度反感的。這種反感，其實就是愛德華·薩依德（Edward Wadie Said）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理論中所指出的，西方世界國家往往會以普遍高傲的姿態，去對待中東、亞洲、非洲等較為落後的國家或地區，而且會用西方人的眼光去解釋或型塑他們所看到的東方世界，並且以為，他們看到的，以及他們描述的，才是真正的東方世界。更令人遺憾的是，有許多東方人，也寧願透過西方世界的觀點，去看或評價自己生長的環境，卻忽略了本土研究才是最真實、最接近這塊土地的寫照。

所以，在此之前，我對於所謂的「中國通」的作家或學者所寫的文章，大多是抱著一笑置之的態度，我從不覺得那種隔靴搔癢式的觀察，能帶給我多少啟發。就像何偉在書中說的，「綜觀歷史，許多外人都用偏見、不公，或者大錯特錯的方式來描寫中國。」

但何偉不一樣。因為，他是真正長期生長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的人，他和這塊土地上的人民一同呼吸、一同進食、一同體會每天的日出日落，一同感受著生活環境及政治氣氛的變遷，除了他的膚色、眼珠和中國人不同外，他的生活習慣幾乎和中國人民無異。所以他的觀察和他的感受，就格外有說服力。他的《江城》，在中國賣得比美國還多。

當年看過他的《江城》，想不到時隔20年，他又寫了這本《別江》，而我認為，這兩本書應該要一起看的。

在書寫《江城》時，何偉27歲，是以美國和平工作隊志工的身分來到中國，在四川重慶附近的小城涪陵擔任師專的老師，負責教導那群半大不小的孩子們英文寫作。

兩年之後，他離開涪陵，原本以為這輩子不會再回來。想不到，到了2019年，也就是時隔21年之後，他又再度回到四川成都，在大學裡任教，開了一門「非虛構寫作」的英語課程。而這時的他，已經50歲，已婚，有一對雙胞胎女兒，他和妻子也把這對女兒送進成都的一所公立小學三年級讀書，這對完全不會講也不會寫中文的小女孩們，是全校唯二的兩名西方人。

對何偉自己來說，他的一對雙胞胎女兒，正親身經歷大陸的公立小學教育，他目睹大陸的兒童教育方式與美國有多麼大的不同。孩子們上課時要正襟危坐，不能任意發言，下課時也不能攀爬，以免發生危險。老師灌輸他們的觀念是要當個好學生。而好學生的定義是：即便有地震、學校快要塌了，也要衝回教室把英文課本拿出來。

班上的家長們一起在通訊軟體微信上組了一個家長群組，孩子上學第一天，何偉在微信群組接到了49次的通知，第二天70多次，第三天來到237次…。家長的名字被模糊化，取而代之的是某某某爸爸、某某某媽媽，一切的訊息，都是圍繞著孩子打轉。何偉也發現，學校考試的題目充滿陷阱，感覺設計試題的人並不是希望孩子求出正解，而是要怎麼避免錯誤。套句俗話說，就是「別那麼好騙！」小小年紀，就得留意試題中故意誘導孩子陷入錯誤的坑坑洞洞。

看到這一段，我不免驚嘆，原來，兩岸的小學教育模式和家長群組的互動方式，竟然如此雷同。

中國的學校教育，還有另一個特點，就是會不斷灌輸孩子們忠黨愛國的政治觀念。對於這樣的資訊，當然會讓何偉的一對雙胞胎女兒覺得困惑。何偉是用這種方式教導她們的：「妳們應該要尊重人家，畢竟妳們在學校是客人，但妳們也沒有義務相信人家教的一切。」

說真的，我好愛何偉這種教導孩子的方式。要尊重別人，但不是要把別人傳輸給妳的一切，照單全收。孩子從小就要建立起獨立判斷的能力，不該人云亦云。

小孩子接受教育的環境是如此，大孩子呢？變化更多。

儘管時隔多年，但何偉一直和當年他在涪陵教導過的孩子們保持著密切聯繫。透過觀察，他看到當年這群來自農村，努力向學只為了脫貧的孩子們，如今都已經進入社會，不少人飛黃騰達，從商的人不少，很多也都賺到了錢。他們人生的轉變，跟中國經濟起飛的年代同步，他從孩子們的成長，看到中國經濟及社會的脫胎換骨。

但20年後，何偉在成都教導的大學生，都是所謂「00後」的孩子，這些學生大多來自城市，而非鄉村，他們也多半是一胎化政策下出生的獨生子女，擁有父母最多的關愛與資源，但他們面臨的競爭也比20年前的社會更激烈。

何偉稱這群孩子是「習一代」，也就是習近平統治下的第一代。這群孩子們年輕、聰明、有想法，但對於國家的控制，卻早習以為常，他們不想反抗既有的體制，也對未來不抱持著幻想或期待。政治似乎無所不在，但正因如此，也就成了某種背景噪音，學生也學會置之不理。何偉很疑惑，這群明明都是擁有青春年華的大學生們，怎麼卻有著「老靈魂」？他們的成長過程中，歷盡了哪些滄桑？

20年的時間跨度，是時代的改變，也是世代的改變。何偉發現，從1985年以來，中國男孩子的身高是二百多國當中增加最多的，女孩子則是第三多的。因為營養提升了，如今19歲的中國男性平均高了將近9公分。

身高變高，學校變多、錄取率也提升了。何偉說，現代中國年輕人進大學的比例比以前提高了6倍，大學錄取率從1996年的8%增加到20年後的51.6%，人均GDP也是改革開放初期的65倍，更有超過三億農民變成了都市人。96年，有4萬2503名中國學生到美國大學留學，到了2019年，赴美攻讀的中國學生超過37萬2000人，是23年前的8.75倍。雖然外在的變化這麼大，但，許多傳統，特別是政治傳統，依然不變。

網路管制就是其一。何偉覺得很矛盾：如果中國希望發展世界級的大學，為什麼還要管制網路？但另一方面，對於許多學生透過VPN翻牆的行為，政府卻又故意視而不見。他直言，這明顯是體制的精神分裂特性：一手增加教育與經濟機會，另一手收緊政治空間，創造出一批本身就是矛盾課題的年輕人。

他忍不住問：「一個國家在社會上、經濟上與教育上經歷這麼大的改變，怎麼政治還停滯在那兒，甚至還倒退呢？」他看到了中國的變與不變，也發現中國的許多矛盾就是這樣，一切都變了，卻也都沒變。他感觸萬千，讀他這兩部書的我，同樣也是感觸萬千。

比較起前後兩個不同的世代，何偉覺得，96年那批改革一代的特色是：正規教育很重要，時機也很重要，但最重要的還是天賦、動機與認真工作。但00後的孩子，感覺總是避免冒險，因為他們是獨生子女，有成功的壓力。比起上一代，他們受的教育更好，也更注意外面的世界，但他們似乎沒想到要怎麼改變體制，而是學習適應體制。何偉說，在96年，學生們提到的毛澤東、鄧小平，感覺上都像是個活生生的人。但到了2019年，學生們提到習近平時，卻覺得這個名字沒有絲毫的人味，就只像是個體制的化身。更妙的是，從鄧小平到習近平，在這其間的國家領導人，都不見了，再無人提及。

在四川成都，何偉開的課是「新聞與非虛構寫作導論」，但在中國大陸，要書寫所謂的「非虛構」，是很困難的。有一個學生就寫說：「對很多事情來說，非虛構的描述已經消失了。如今，我也不曉得怎麼樣用文字表達事實。…身為中文系學生，我想寫的東西都很難下筆，因為我擔心我寫的東西恐怕會被刪掉。」

這段描述，也讓我突然茅塞洞開。最近這些年，大陸的戲劇有太多的穿越劇、奇幻劇、仙俠劇，而且許多齣戲劇都爆紅。為什麼大陸的影視創作者不再追求製作時裝劇、現代劇？是不是因為擔心所拍攝的作品萬一太過寫實，太多非虛構，會觸動到敏感的政治神經，而無法上架播出？仙侶奇緣的故事雖然荒誕，但也正因為充斥了太多的虛構，所以安全。這樣的市場現象，我如此解讀，是正確的嗎？

何偉不禁感嘆，自由不只是有權說什麼、寫什麼，而且無須擔憂後果。自由也是一種能力，你能決定自己跟自己的國家、自己的認同與自己的歷史有什麼關係。但他覺得，在傳達給中國學生的觀念當中，這是最難的一件。

長期在中國生活的百姓們，很自然而然的學會了種種避險招數，但對於像何偉這樣的老外來說，1996年初入中國時，他就像是劉佬佬進大觀園，什麼都不懂，也常誤踩雷區。

他回憶，他當年在涪陵教書時，適逢美國總統大選，不在籍的他，收到了選票，他在課堂上把美國總統選舉的選票公開展示給所有的學生看，讓他們知道，身為公民，是有權利選擇自己期待的人當總統的。學生們好奇的一個人接著一個人的傳遞著那張神奇的選票，最後，在眾目睽睽下，何偉把他的一票投給柯林頓，再把選票封緘，寄回美國的選務機關。他形容，當他投票時，「教室裡鴉雀無聲，他們看得屏氣凝神，搞得我都能聽到自己的脈搏聲。」可能何偉一輩子都會記得，原來行使一個公民的權利，竟是如此的莊嚴與神聖。

這樣的行為，在中國當然是驚世駭俗。何偉說，他經驗到的體感是：中共創造出一種緊繃的氛圍，讓政治變得切身。

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從武漢爆發，很快就蔓延到四川，成都也因此封控。 何偉在近距離下看到了武漢中心醫院醫師李文亮是如何最早發布警訊，但又如何被政府掩蓋訊息，最後染疫而死。他描述國家的網管以無孔不入的方式監控每一個人的行動，要求大家每天定時要回報自己的體溫，以及重申自己沒有接觸來自武漢、來自湖北省的人。

但他也看到疫情下的政治氣氛。許多小粉紅認為新冠疫情是美國散播的，而有些激進的人更把疫情當成是一種競爭，當他們看到美國染疫的人數高於中國時，竟因此而沾沾自喜。

他評論中國對於新冠疫情的防疫工作是：注定在危機之初搞砸，然後下一個階段改善。他總結中國政府應對新冠疫情的表現，可分成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發生在武漢，反映出重手審查媒體的短處，還有體制中的地方官員掩蓋問題的傾向。第二階段則展現中國官僚體系的正面環節，並發展出連貫而有效的策略，控制疫情。到了第三階段，已是2021年底，政府明顯看出對付毒性弱但傳染力強的變種病毒，清零政策已經力有未逮，但政府仍未調整政策，繼續封控許多大大小小的城市，最後引起民怨，也就是「白紙革命」，習政府才改變政策，宣布解封。

何偉說，最後這個階段提醒了人們，一旦把太多權力交到一個人手上，而這個人無視於堅實的證據與中肯的建言時，會有多麼的危險。

2021年，在中國教書教了兩年的何偉，意外未獲得學校的續聘，學校當然有種種理由，但骨子裡，何偉明白，因為他的表現不能見容於中國當局，所以上級決定要讓他在聘期到期時離開中國。

何偉在學校裡，曾以歐威爾的《動物農莊》、《一九八四》當成教材讓學生們研讀，學生們也因此讀到書中的名句，例如：「所有學生盡皆平等，但有些人比別人更平等。」何偉最初很懷疑，學校怎麼會容許這種譏諷極權主義的小說存在？但事實上，歐威爾的書的確不是禁書。或許，這些書籍就跟網路的VPN一樣，都是在嚴嚴實實的城牆裡，偷偷開了一點小洞，讓大家還能勉強呼吸到一絲新鮮的空氣，而不致全然窒息。

何偉第一次到中國教書，離開前，他應同學的要求，錄了一捲錄音帶。在錄音帶裡，他錄下了許多首英文詩，還有他所知道的所有髒話。他的同事亞當，則錄了一捲美國民歌，留給孩子們。

多年後，已步入中年的孩子回憶說，「1997年春，亞當給了我們一卷錄音帶，是他小時候學會的美國民歌。帶子上只有一位歌手，一種聲音。我每一次聽，都對這位老師多幾分敬意，眼眶止不住淚水。」

我馬上聯想起電影《刺激1995》，當男主角安迪在典獄長辦公室裡，用擴音機把歌劇《費加洛婚禮》播送到整所監獄的每一個角落時，囚犯紛紛停下手邊的工作聆聽，臥床的病患也感動得站起身來。那是一種在極權環境下拼命爭取自由的信念。

我真的相信，自由是壓抑不住的，只要有一絲的縫隙，自由的精神和觀念就會流進中國大陸，或許像顆種子，但總會有生根發芽的那一天。何偉教書的歷程是如此，他的《江城》與《別江》，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