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5月7日 星期三

陳蒼多/安伯托.艾可是愛書一族

以《玫瑰的名字》一書聞名世界文壇的義大利學者與作家安伯托.艾可(Umberto Eco,1932-2016)是典型的愛藏書的人(bibliophile)和愛讀書的人(bibliophagist)。

就藏書而言,艾可甚至藏出心得,寫出一本《植物的記憶與藏書樂》,區分藏書癖與藏書樂,並指出《一任風雅──愛書家、藏書癖與無怨無悔的執迷》一書是前者的代表,而圖茲的《蒐書樂》一書則是後者的經典著作。

藏書癖和藏書樂在艾可身上是結合在一起的。最能顯示他的藏書癖的一句話是他自己說的,「我收集珍奇的書,只收集與假訊息有關的書……我沒有伽利略的書,但我有托勒密的書,因為他的地球中心說是錯誤的。」至於藏書樂,他說過「我喜歡早晨時書本所散發的油墨味」,我想這就道盡一切了。

可真驚人,艾可的藏書超過五萬本,分別放在米蘭和靠近烏爾比諾的一間度假別墅。2021年的夏天,艾可的家人曾要電影導演大衛.費拉里歐把艾可放在米蘭的藏書拍成一部影片。

人們會問一個老問題:買那麼多書,能夠讀完嗎?身為愛藏書的人的艾可自己給了一個答案,那就是,「如果你認為,你必須讀完所有的書,那是很愚蠢的,就像如果你去批評那些買了書卻無法讀完的人,也是很愚蠢的。這就像說,你應該用完你所買的所有刀具、杯子、螺絲起子或電鑽,再去買新的。」有些人只買一本書,只讀這本書,然後把它丟棄了,艾可認為,這只是把消費者的心態應用在書上,視書為消費產品、為一種物品;事實上,那些真正的愛書人都知道,書絕不是一種商品。

再談艾可之為愛讀書的人。一個愛藏書的人當然也是一個愛讀書的人。艾可會在書店中一面抽菸一面看書。他在四十一歲患肺炎時躺在床上讀《戰爭與和平》。他喜歡讀古老的書,包括涉及人工語言、古代語言、不再存在的語言、瘋人的科學等方面的書。

根據與艾可同名不同姓的安伯托.普雷格利斯的回憶,艾可在五十年代就讀於都靈大學時,就在前者的袓父所開的書店中膽怯地尋找著書。普雷格利斯和艾可除了對書的共同喜愛之外,同樣喜愛玩弄文字,喜愛字謎。那時,艾可就已經為一家報社編輯了一系列的有關歐洲中世紀的書,可見艾可很早就喜歡有關中世紀(《玫瑰的名字》一書的背景)歷史的書了。

事實上,艾可在十六歲時就去勘查了一間本篤教派的修道院的哥德式和羅馬式迴廊。他在僧侶的圖書館中發現《諸聖傳記》一書打開著,放在一張斜面講桌上。他在此書中讀到那個與他同名、曾把一隻獅子變成一座森林的聖安伯托主教。他翻閱這本對開本,「置身在至極的寂靜中,亮光穿過幾乎嵌在牆中、終於尖拱的不透明窗子。」艾可在心中有所頓悟,最後創造出小說作品中最迷人的圖書館,也就是《玫瑰的名字》中那間本篤教派修道院的圖書館。

愛讀書的人當然不會想到或認為書會從這個世界消失。例如,艾可和卡利爾瑞就曾合寫了一本名為《這不是書的末日》的對話錄,在書中談論書的歷史,從莎草紙書卷談到電子書,當然也談到了他們對書的喜愛,談到人類未來對知識的保存,兼及生與死。在此書的「書永遠不會死」的那部分,艾可引用德國作家赫曼.赫塞的話,談到科技的發展所會導致的書籍的「再合法化」。原來,赫塞在1950年代曾寫道,「對娛樂和主流教育的需求愈能藉由新的發明來滿足,則書籍愈會恢復其尊嚴和權威。」換一種說法:對娛樂和主流教育的需求愈能藉由AI的發明來滿足,則書籍愈有機會恢復其尊嚴和權威。也就是說,書籍的尊嚴和權威是無法被電子書或先進的閱讀方法取代的。這是多麼令人欣慰的想法。書確實不會死,這不僅是愛書人赫塞和艾可的信念,也是所有愛書人的期盼。

我一向很喜歡窺知名人所愛讀的書的書單。很幸運,艾可也有他推薦的書單,一共十三本,包括柏拉圖的《克力同篇》(Crito)、亞里斯多德的《詩學》(艾可在《玫瑰的名字》中提到它)、聖奧古斯丁的《師說》、阿伯拉的《阿伯拉與哀綠綺思的情書》、蒙田的《蒙田散文集》、笛卡兒的《方法論與沉思錄》、巴斯卡的《沉思錄》、洛克的《人類理解論》、維根斯坦的《哲學探討》、伏爾泰的《憨第德》、康德的《實用人類學》、米南多拉的《人的尊嚴演說集》,以及李奧巴迪的《筆記簿》,其中米南多拉和李奧巴迪對台灣的讀者而言較陌生:前者是文藝復興時代的義大利哲學家,後者是19世紀義大利詩人、散文家、哲學家。另外還有一份書單列了于斯曼(Joris-Karl Huysmans)的《逆流》和《在那兒》,以及大仲馬的作品。據說這些作品影響了艾可的《傅科擺》和《布拉格墓園》。這份書單也列了喬伊斯的《尤利西斯》。其實,喬伊斯是對艾可影響最大的現代作家。艾可曾把自己的兩本作品和很多文章獻給喬伊斯,且所署的名字是喬伊斯的兒子史蒂芬諾,除外,艾可也擁有喬伊斯的《尤利西斯》和《芬尼根守靈》兩書的珍本版。他是比大部分學者更早熱衷於喬伊斯的「現代性」的作家之一。

最後,艾可的書迷都知道,艾可的《玫瑰的名字》也是一本涉及圖書館和愛書人的書。就涉及圖書館一事而言,艾可在寫及書中的那間修道院圖書館之前,曾研究了很多世界有名的圖書館,但是也想到了阿根廷作家波赫士的那座無止盡的圖書館。《玫瑰的名字》一書中的那座圖書館藏書是八萬七千本,比艾可自己的藏書還多,導致研究中世紀的學者斥責艾可這本小說具異端成分。

就《玫瑰的名字》一書所涉及的愛書人而言,此書受到了愛書人波赫士的《虛構集》一書的啟發。在《玫》中,那位名叫波格士的目盲圖書館館員就是波赫士(波赫士晚年目盲)。書中,波格士認為笑聲會威脅到上帝所建立的秩序,他在書中殺了人並放火燒了圖書館,都是因為笑聲所引起。這部分的靈感則來自艾可在1970年所買的一本16世紀的亞里斯多德《詩學》義大利文譯本,難怪他要把此書列進他所推薦的書的書單中。但他後來卻告訴本文第二段中所提到的《一任風雅》一書的作者巴斯班斯說,他在《玫瑰的名字》中虛構了一部手稿(即亞里斯多德的《詩學》手稿)。然而,他其實並沒有虛構,他的靈感確實是來自曾購買的亞里斯多德《詩學》,只是,他當初所買的這本書外表太髒,就把它放在書架的底層。寫完《玫瑰的名字》很久之後,有一次他在跟巴斯班斯談話時,忘記有這本書,也忘記他當初寫《玫瑰的名字》時,這本提供了他靈感。書買太多了,真的會讓愛藏書和愛讀書的「貴人」多忘事,忘記自己曾買了什麼書,結果在寫作時就出現記憶錯亂的現象。

photo:義大利學者與作家安伯托.艾可。(歐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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