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6月22日 星期六

李弘祺唐山講 中文大學新亞學院 可後補之作品資料汗毛 包括 梁國淦

 


或許讀過十倍以上的“史”。甚至2024年還有兩本書林景淵 黎

然而余英時淚灑說明會議。許復觀學生中研院退休後主編新亞學報


下面是梁國淦在昨天我接受他和蔡其達 interview 前寫的。我沒有想到梁教授對於1970年代中文大學改制(統一)的歷史知道得那麽多。

結果我昨晚差不多全部在談這一段對台灣其實完全沒有關係的歷史。反正許多參與這段工作的人都已經作古,所以我講得比較自由(放肆,哈)。不過我基本上是站在中文大學應該改制的立場上講話。如今已經40年過去,當時許多不成理由的理由都已經消失,而余英時主持的 ad hoc committee 做出的建議差不多都已經付之實現,因此可以説是一個成功的委員會。當然,中文大學之後的發展有許多是這個委員會所沒有建議的、乖離原來的設想的、或沒有設計出完美的配套設施,以致造成問題的。這些”問題“如果從三個書院各自的傳統來看,那當然可以責備說是一次失敗的”教改“。例如現在中文大學已經多了六個書院(變成一共9個),各”書院“都變成了比較近似英國大學傳統的 residential college。這樣的發展使得傳統中國書院的理想變成只存在生活教育裏面,而中國的傳統學問像四書五經、歷史(文化)或文學的教學不再是”書院“的責任。這個發展絕對不是余英時的「錯」。所以我是站在支持學校的改造和現代化的立場來談當年中大的改制的。

我當然也提到了錢穆。錢穆到了今天還是許多新亞書院的神主。不過他那種反西方、抵拒現代價值的態度我一直無法認同。我沒有批評他的私德(不似有些人專揀這個來談),而是談到作爲殖民地的香港不免會有一些與中國文化理想相互枘鑿的地方。我現在依然堅信要當時的英國政府改變他們的教育制度來接受錢穆的看法,是不合時宜的想法。就是非常認同錢穆教育理想的蔣介石治下的台灣,也沒有恢復書院教育傳統的荒唐構想。

我也講到當時香港的知識界的思想潮流。我認爲其實在華人當中,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從錢穆、唐君毅、牟宗三、到徐復觀、勞思光等人)其政治思想都可以説是與所謂的”第三勢力“相似;他們的思想確是主流,因爲他們以中文寫作,影響力比較大(我沒有談到更早的簡又文、左舜生,羅香林等人。他們或許比較不是那麽保守,受到的西方或基督教的影響比較露痕跡,為台灣所排斥,即使像簡又文那麽忠於國民黨,也是一樣。畢竟我不熟悉1949-1974香港的演變。)最近的情形如何,我已不熟悉。

我是一個比較擁抱現代價值的人,所以對1997年以前的香港和香港中文大學有相當的懷念。我知道現在就是西方思想家也都對”現代性“持懷疑的態度(譏笑説是”死了的白男人“創造出來的價值),批判諸如”理性“、”民主“、”個人主義“、”自由“及”私有制“這一類的信仰。

不知道在當前的台灣,這一類的價值抵擋得了”儒家倫理“(和中國式”資本主義“)的挑戰否?幸好昨晚風雨如晦,關心不到那裏去。


非常謝謝諸位朋友在唐山書店的林林總總社會及人文的書叢裏來共同思考一個遠方的教育實驗或説”實踐“。





。。。。

太晚開始涉獵,只能說看到了有可能有趣的東西,

不敢說有什麼心得。


中文大學在 1960 年代中期創辦時,

有兩個重要的特色,且記得在學校組織章程裡,

就是第一以中文授課(所以叫中文大學);

第二次以書院為基礎的邦聯大學。

創校的三個書院,

分別是代表中國境內教會書院的崇基書院、

代表官學和國立大學的新亞書院、

以及代表地方書院和省立大學的聯合書院。

可謂代表了當時華人學界的具體狀況。


但是今天我們看到的中文大學,

在有其傳統(多、少就不談了)的同時,

顯然與當時相去甚遠。


1993年中文大學30年校慶紀念刊物中,

社會學家張德勝教授整理了這段歷史。

他提到的關鍵是在大學成立10年之後,

因應經費的變化,大學提出了各種改革方案。

主持研擬改革方案的人物,正是余英時院士。


有趣的是:在書院之間,顯然也因為利益及本位問題,

多少也都無法贊同余院士所提出的三個選擇方案;

而港府的應對是由從中文大學創校就主持其事的

政府委託的代表富爾敦爵士,

來審視學校的組織章程及余院士提出的方案。


非常令我驚訝的是,

當我讀到書中描述余院士提出的三種方案時,

我其實是會心地微笑的:

他不愧是個厲害人物,深諳如何在多數的山頭之中

想辦法河蟹各派系的利益糾葛。

當初如果中研院選院長由他選贏了,

中研院可能已經非常不一樣了吧!


但是當我看到富爾敦提出的報告時,我更為驚訝了。

我個人對法學是比較沒有程度的,

甚至對於有人說法律是這社會的邏輯,

我都只是抱著相信這個說法的理想性,

而不見得把他當現實看待的態度。

然而富爾敦剖析組織章程的本意

和余院士所提方案的缺失,

我忽然看清了:中國書院和西方大學的基本不同、

以及中國人解決問題的方法

與如英國這樣的西方國家解決問題的方法

根本上的不同。


簡單的說,就是我從力軒兄寫的關於陳紹馨老師的書、

以及豪人兄寫的關於殖民地法學者的書中學到的,

所謂的現代性。


我們治理這個社會所依據的倫理觀念,是從何來的?

這就造成有沒有現代性的差別。


今天晚上跟李老師的對談,

能否讓我們在這方面得到些什麼想法,

我完全沒有把握,

因為我還沒有對李老師提出這個問題,

也許他需要很多準備才能好好回答我們,

今天不一定來得及。

可是這正好是李老師的研究專業。

我希望這個問題能夠成為我和他之間討論的長線,

可以的話當然希望能夠分享給更多的人,

因為教育是我們能夠為未來做的最好的事,

做不好的話,也可以是最糟糕的事。

教育的現代性當然也就是最重要的事。


我當然希望更多人關心。

但你們若不想關心我也沒辦法。

總之淦話和唐山講座的門就是為你們開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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