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顏直面余英時
【按：下引視頻的標題錯了，應該是《養士：余英時與普林斯頓中國學社》。然而在我，進入這個「養士」群，竟然是安知禍福的，禍在當初我有多項選擇，如去哥倫比亞大學，不來普大便躲過車禍一劫；然而那樣我便遇不到余英時，失去的不僅是知識教誨，更是「先人活的生命力」，先生為我指點迷津：人的困境只能求援於人世的精神力量，那蘊藏在文化傳統中的無數先人積累的巨大資源，唯此方能超越有限的此生，與綿長的人類活的生命接榫。如此幸運，一如福音或神蹟，怎能不令我感恩備至！】
一、壯思堂
普林斯頓大學正門在拿騷街，右拐第一個路口，就是華盛頓街，臨街的Jones Hall, 東亞系所在地，一棟古樸的建築物，裡面有系辦公室、教授們的辦公室兼課堂，二樓是葛思德圖書館，一樓盡頭還有一間議事廳，高懸一匾額，上書「壯思堂」三個大字，據說是書法家傅申題匾；這棟Jones Hall（瓊斯樓）就叫「壯思堂」，我猜是諧音。
毗鄰一棟建築Palmer Hall（柏墨樓），走道相通，此處前身是世界聞名的Palmer Physics Laboratory，當年愛因斯坦就在這裡授課，或也是他的實驗室，後來這裡的學生更有一說，Palmer Hall的地底，搞不好還埋藏了一些輻射殘餘。東亞系余英時教授的辦公室兼課堂，就在兩棟樓銜接處，他的弟子王汎森回憶：
『這個「壯思堂」大有來頭，因為過去數學系就在這裡，所以愛因斯坦也常在這活動。電影《美麗心靈》中，納什（John F. Nash）一開始聽系主任訓話，講到冷戰時期數學家應有的報國之道的那一幕，就在「壯思堂」。』
傳說納什後來得了精神分裂，始終沒能寫出博士論文，也無法工作，但是數學系留下他，讓他可以使用普大的學術資源，於是「壯思堂」又演出雨果《鐘樓怪人》（《巴黎聖母院》）的當代版。
如此帶有傳奇色彩的學術重鎮，未知哈佛耶魯有沒有？所以我說「壯思堂」乃神聖殿堂，接下來——
『普林斯頓大學教授余英時說：「北京通緝名單中的好幾位著名人物在我們這兒」。來到這裡的著名人物是：天體物理學家方勵之，軍隊鎮壓天安門廣場學運後他曾避難於美國大使館；其他人包括廣場學生領袖柴玲、前經濟體制改革所負責人陳一諮、總書記胡耀邦的智囊阮銘、激勵學運的電視片《河殤》製作人蘇曉康和中國頭牌記者劉賓雁。普林斯頓，新澤西一個兩萬五千人口的大學城，具有提供政治避難的傳統，1930年代一些流亡領袖從納粹德國來到這裡，包括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和托馬斯•曼，1960年代史達林叛逆的女兒斯維特蘭娜•阿利盧耶娃，也在此生活過幾年。』（《時代》周刊1991年四月29日）
八年後，普林斯頓出現在我自己的第一本流亡自傳《離魂歷經自序》中：
『記者從世界各地蜂擁而至﹐拍照錄像的都有﹐照明燈一直打到「狐狸跑」來﹐「精英」們上英語課甚至考駕照﹐都跟著采訪。這樣的「流亡」大概古今中外從未有過。舒服是舒服﹐但有一樣﹐是大家都拿命當兒戲的﹐即駕車。三十五歲以上者占多數﹐亦多數買二手車﹐若按美國交通事故機率的那種算法﹐年齡大和二手車是兩大因素﹐這里恐怕就高得驚人。
「今天又是美國的什麼節﹐孩子都不上學﹐一早就聚到我們家﹐整整折騰一天。我買菜﹑做飯﹐一天不知忙得什麼。曉康又在接受采訪。昨天和今天他都在接受采訪﹗中午聽說誰出了車禍﹐不寒而慄。天知道我開車的運氣如何﹖」
補記﹕妻子買菜﹑做飯﹙給客人備茶﹐還得管孩子﹚﹐丈夫則只做一件事﹕接受采訪——日記里這兩句真的很傳神﹐是「流亡度假村」的寫照﹐家家戶戶大約都如此。』
這是傅莉的日記，我摘進《離魂歷經自序》中，描述她初到普林斯頓的不適，巧在她的記錄中就有《鏗鏘集》的影子——『照明燈一直打到「狐狸跑」來』，我找到的舊照片，便有一張恰好是張國良率《鏗鏘集》攝製隊在我家拍攝，鏡頭裡是傅莉在廚房整理什麼。
記得張國良當時還問我：將來結束流亡之後回了國想做什麼？「辦個電視台！」我順口答之。這是1991年中秋之夜《鏗鏘集》第一次採訪我，可知當時我雖流亡，仍心意極高，滿懷抱負。
然而，留在《離魂歷劫自序》中的卻是：
『（九一年中秋節﹐傅莉來美國還不到月把﹐一個晚會散了之後﹐她回家黯然在日記裡寫了幾句﹐車禍後我才偶然讀到。﹚
「今天是中秋節﹐也是三年來第一個團圓節。十二年前的今天﹐我和曉康結婚上廬山﹑泰山﹐時間過得讓人不敢相信。剛才曉康說﹐你看你已經老了﹐當年登泰山﹐外國留學生還說你漂亮哩。我說﹐你這麼說太讓我掃興了。但我的確老了﹐還一事無成。真讓人傷心。……」』
十八年後，二〇〇九年春，一個週二，我約好香港《鏗鏘集》劇組的兩位編導薛友德、潘達培，到普大東亞系的「壯思堂」做採訪，他們從香港就聯絡我，計劃拍攝《鏗鏘集》六四二十年特輯 《走過二十年》。
這時我們已經搬到德拉瓦，在九三年車禍後離群索居的第十六年，《鏗鏘集》是否知道這些變故，我其實並不清楚，我卻彷彿覺得，讓他們來德拉瓦拍攝，跟流亡似乎不搭界，要找一個比較神聖的場所才好，就想起來「壯思堂」，十八年前《中國學社》常在那裡開會，於是聯絡東亞系秘書惠小姐，很多年來一有事情她還會打電話給我。
我也必須帶上殘廢的傅莉，可是怎麽好帶她去壯思堂呀，於是我給普鎮的一個朋友艾達說好，將傅莉「寄居」她家幾個鐘頭。那天在一夜雨水之後，清晨還濕漉漉的，我們冒雨穿越費城南郊到普鎮艾達家，放下傅莉，我再去接《鏗鏘集》劇組進「壯思堂」。
堂內寂無一人，窗外雨水潺湲。一張巨大的長方形會議桌，繞桌一圈椅子，靠牆還有另一圈椅子。堂內的空氣中，懸浮著一股書香氣，我眼前又出現在這裡seminar的情景，我們不敢稱「上課」，權且叫「研討會」，請來各科名師，希臘哲學、柏拉圖的republic、羅馬衰亡與中世紀、希臘悲劇、羅馬法、英國憲政史、啟蒙運動等……。此即慈善家約翰•艾略特先生的恩賜。
東亞系由余英時教授領銜組成一個理事會，告訴流亡者要選舉一個委員會，自己管理自己。獲選前來的，大凡中國一時之選，都是名氣很大的精英，“文人相輕”流弊甚重。論資排輩，劉賓雁、陳一咨、阮銘三位都是主席的人選，但是阮銘公開動員“選蘇曉康”，結果硬是把我架上了火盆。事後傅莉指著阮銘說：“你安的什麽心，要害我們曉康？”
從學社開張，到九三年夏末我遭遇車禍，期間籌辦過幾次討論會；因為都是耍筆桿兒的人，少不了也會發表一批文章，但人事上波瀾不斷，是是非非,令我心灰意冷。其中只有一件事，是艾略特先生的美意，他覺得大家既然來了長青藤名校，學府裡遍地是大牌教授知名學者，不是多少可以學得真東西嗎？於是假借「壯思堂」為教室，遍請各科名師輪流來講。誰承想精英們興趣不大，遲到、缺席、厭煩、懶散，經反覆整飭，才勉強學完。據說令老先生頗寒心。（《離魂歷經自序》）
也許為了他，我至今還留著一張單子：
The seminar of Princeton China Initiative
(Sept 1991)
9-17 The Republic and Plato Prof. Furley
9-18 End of the Ancient World Prof. Peter Brown
9-23 History and Film Prof. Davis
9-25 Greek Comedy Prof. Zeitein
10-2 The Athens democracy Prof. Ober
10-9 Roman Law
10-15 The history of England Constitution
10-22 The Reformation at 16 Century Prof. Lowe
10-23 Issues in Early Modern Europe Prof. Jeums
12-3 Comparative Revolutions Prof. Surus
12-4 Censorship Prof. Grafton
二、收藏家艾略特
一九九五年春天，傅莉出院整一年，學社同仁劉賓雁、朱洪夫婦陪約翰．艾略特先生來“狐狸跑”我們住所看傅莉。她神態持穩，應答妥貼，頗顯舊日風貌。約翰還問起我們的兒子，叮囑別耽誤他讀書。其實，我們那時一句英語都不會說，也聽不懂，要靠翻譯。朱洪是流亡者裡唯一能講英語的人。所以約翰跟「中國學社」成員的交流非常有限，也很少露面。我作為當時學社的負責人，跟他幾乎沒說過一句話。尤其遺憾的是，一個西方慈善家與一群中國流亡文人的故事，至今沒有進入任何文本。
是這位約翰．艾略特先生，使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出現了“六四”流亡者組織“中國學社”；它的英文名稱Princeton China Initiative就是他命名的。我們聽到的傳說，艾略特是中國古字畫收藏家，一天他簽好一百萬美元支票要買什麼，那天早晨新聞裡正在報導北京坦克上街殺學生；他震驚之下，將這張支票寄給普林斯頓大學校長，希望以此幫助普大的中國留學生。校長責成東亞系辦理此案，散居世界各地的一批八九流亡知識份子，後來分別收到帶有菊黑雙色盾牌校徽標誌的邀請函。
不幸艾略特先生几年後病重，住進費城賓州大學醫院。九七年夏一日陳淑平告訴我，她陪余先生趕往費城探視，說他已是植物人狀態，靠儀器維持生命，不知還認不認識他們，但迎以微笑。余太太說她看到這微笑，心裡還是安慰的，認不認識都是次要的了。我心裡恍惚了幾日。我能很清晰的回憶起艾略特先生的微笑，很慈祥的微笑。傅莉九五年之前幾乎沒見過他，但是她自離魂中醒來，就從茫茫時空中揀出“約翰”這個名字，沒有忘記因這個人我們才得以落腳普林斯頓，而那關乎蘇單獲得了很好的中小學教育，是她一輩子感恩的事情。我也很想去醫院探望他，卻走不開身。後來聽說他弟弟決定為他拔掉管子。原來他才六十九歲。真是人走如燈滅。
兩個月後我參加了約翰．艾略特的追思儀式，在校園裡最瑰麗的亞歷山大教堂內的理查森廳，有室內樂隊伴奏，上台致詞的人都會朗讀一首懷念他的詩。這種悼念方式，優雅而略帶哀傷，我還是第一次親歷。那些詩我大多聽不懂，只對一首巴赫有所觸動。致詞者也歷數約翰一生好事，卻沒人提他捐助支援中國八九流亡者，一個字都不提，令我有種尷尬的感覺，彷彿我們跟他徒然一場。不知這是約翰生前即有此意，還是致詞紀念他的人強加附會？音樂一停我就走了。後來聽說在場的流亡者也頗覺不快。一個時代、一場壯舉、一個好人、一種歷史，卻又掺雜了一點荒誕。我身陷此中也不能抽身。將來如果有人要寫世界流亡史的話，我希望不要忘記寫上約翰•艾略特的名字。荒誕是我們整出來的；在他，唯有慈祥與優雅。
三、余英時釋證陳寅恪
中國是地蠻天荒了的一個世界——不管你稱它現代化﹑社會主義還是專制，在文化上，它已歷盡變窮，墜入非驢非馬之境，而在這「蠻荒」之後的我們，似乎再不能越過那道「蠻荒」的惟幕，因而又得了無文化的“文化癖”。說斷裂鴻溝壕塹都可以，問題是你如何逃出這道惟幕﹖都說讀書大概可以。但我讀了一本書之後才知道并非如此——隔在「蠻荒」這邊的我們的語言同那邊人的語言，已經無法溝通，你認識的那幾個中國字也未必幫得上忙。
這本書是『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盡管著者余英時教授進在咫尺，可我讀到這本書卻繞了很大一個彎子。整個1994年里，我每周帶妻子去紐約城里作三次針灸，停車在曼哈頓街頭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我怕吃罰單，安頓好她就回車里來守著，在那摩天摟群的峽谷里，唯一能作的事只有漸漸靜下心來看書。當時的心境與世隔絕，看不進報刊雜志和閑書，仿佛是為了同那“後現代”的曼哈頓風景作對，我下意識偏偏只願讀中國古詩詞，於是一本俞陛雲的『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便同妻子的各種藥物一起隨身攜帶。其實我能讀出點味道的只有從小偏愛的東坡稼軒二位，但讀來讀去就受不了東坡式的空豪放，更覺出稼軒的沉重和絕望，心境也隨之墜入“更舊恨新愁相間”。那么遙遠的南宋式的興亡感懷，此時令我心動者，或在個人不幸，和某種漸漸襲上心來先前未曾感覺到的流亡真實。
忽一日，偶然看到“詩文”二字便拿了這本『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上路。坐在車里讀起來，驟然被一個“文化遺民”之精神世界所震懾。說實話，以我膚淺的古詩詞閱讀能力，對此書深義的理解只能是皮毛的，但我所被“震懾”的，是陳寅恪在他晚年詩文中設置的一套暗碼系統，無疑是一道用來抗拒「蠻荒」的屏帳，恰好對我們也形成一道無法逾越的鴻溝，若非余英時的破解，這個“中國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存活到地變天荒之後，因“未嘗侮食自矜，曲學阿世”而遭受的精神折磨，將任隨歪曲無人知曉﹔而中國罕見的一個學貫中西的讀書人，在中國文化“歷盡變窮”最後二十年里的文化反映和心靈苦難，也將永遠煙沒。這又正好可以用來解釋，為什么現代中國會繁殖著象我們這樣的「反傳統」的一代又一代。
很奇怪的是，「五四」以來直到毛澤東所鑄成的鄙視讀書人的一種“傳統”，教「蠻荒」以後的我們從來把中國知識分子視為“無脊梁骨的”的一群，對我們來說，支持這種成見的最有力證據，正好是1949年以後中國絕大多數大知識分子對毛的臣服，那些如雷貫耳的名字，從郭沫若﹑馮友蘭﹑茅盾﹑范文瀾，到「文革」中被逼自殺的老舍﹑吳唅，還有科技界的錢學森等，仿佛代表著整個人類文明的死去。這場“改衰翁為奼女”中的例外，過去我們僅知儲安平和馬寅初二位，但後來我看到的資料顯示，馬寅初他老人家最初也是對新王朝頗唱贊歌的，後來到人口政策上才敢犯龍顏，而較早就犯了龍顏的另一位大儒粱漱溟卻終身不再啃氣。這好象都不涉及知識和學養的問題，也并非人們至今垢病不已的人格問題，大陸人常愛說，如果魯迅活到49年後一定是個大右派，我卻覺得未必。這好象關設到一種文化精神＿＿與知識和學養緊密聯系著的讀書人〔或稱知識分子〕對文明的最後底線。讀了余英時詮釋的晚年陳寅恪，我才知道這底線是什么。
中國發生地變天荒之際，讀書人敏感到的棟梁摧折﹑家國興亡，以1949年為最後界限，在此前後大多“乘桴浮於海”了。留下來的人面對的“當世之巨變”，不只是財產剝奪﹑政治清算，知識分子更要接受洗腦換心的一套陳寅恪稱之為「改男造女」的閹割手術。如果分析一下當時的史料，你會驚訝的發現其實毛澤東遇到的阻力并不算太大，他甚至不必效仿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就取勝了。這原因就是陳寅恪詩中形容的「涂脂抹粉厚幾許，欲改衰翁為奼女」，即最著名的大知識分子們竟是群體性的向馬克思主義一邊倒，其中又很少不是留過洋的學者教授作家。中共這個暴力集團徵服神洲，一半靠的是知識界的自動繳械，并以其知識的權威協助毛澤東把他的假馬克思主義立為國教，雖然所有人後來又都因此而劫難重重。
但是，對這段中國讀書人的恥辱史，作純粹政治性指責和道德非難，不是一個有欠公允的問題，而是回避了更本質的東西，即他們的作為將如何面對他們信奉的知識﹑價值系統及其背後支撐著的人類文明，這就是底線。而這個底線，并非只設在中國傳統之中，它也是西洋文明的根基，讀書人能不能守住這個底線，便是一種文化的操節。這段歷史里，有一個不幸羈留大陸，以至“看盡興亡目失明”的老人，便不肯曲學阿世，樹新義以負如來，「支撐衰病軀，不作蒜頭搗……獨依一枝藤，茫茫任蒼昊」。這大概是1949年以後唯一還講讀書人節操的一個大知識分子。我讀余英時詮釋的晚年陳寅恪，從他悲愴的詩文里透出的這種節操，並非民間一般的忠義氣節，而是一個讀書人對知識﹑學問﹑終極價值，總而言之，對一種文明的承偌。這種承偌，更悲劇性地表現在他晚年中止了平生“喜談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特別是對隋唐歷史空前絕後的研究，轉入「論再生緣」和「柳如是別傳」兩部巨著，也是他個人的「所南心史」，在「而今舉國皆沉醉」時孤獨地到歷史中重新發掘這種文化精神。
這種「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式的文化承偌，在繁衍成世界最大文化載體的中國人當中，不幸只有一種人還視為己任，即余英時在書中多次花費筆墨，“從顧炎武的『亡國』與『亡天下』之辯，到陳先生論王國維之死”，反複向深陷於保守與激進兩極對立中的現代人解釋的、一個屬於中國的古典群落﹕文化遺民。陳寅恪是不是最後一個﹖這引起我對中國之“文化遺民”的由來和沿革的興趣，繼而是對明末士大夫之“天下”觀和亂世感受的興趣，於是又找另一明末“文化遺民”方以智的有關書籍來讀，再受震懾。
陳寅恪對王國維的那篇著名的『挽詞序』，也許要算這個文化群落的“絕唱”﹕“蓋今日之赤縣神州值數千年之巨劫奇變﹔劫盡變窮，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此觀堂先生不得不死，遂為天下後世所極哀而深惜者也。”這種“同命而共盡”的殉情境界，是唯有視此一文化為最高理想者才能達致的，只有在他們看來“文化”才是一個生命體，而不止是信仰、知識、規距。這大概是一種文化的貴族精神╴╴希臘文化中有一種知識的貴族精神，這種精神在西方造就了不平庸的大思想家。王國維和陳寅恪，都是中國現代少有的“舊學邃密，新知深沉”而沒有世俗名聲的大師級人物，學養上深得“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精髓，對古今中西不持籠統之見、極端之說，並已打通傳統與現代之間的隔閡，中國的學界本是有希望在他們的引領下，走出文化困境的，卻荒唐地把他們當作“遺老”“遺少”拋棄。這或許才是中國無可救藥的要害。
在中國逐漸淪入蠻荒之境的漫長過程中，尤其在近代激進化思潮以細微之沫漸成「驚雷破柱，怒濤震海之不可御遏」後，對綿延數千年的一個文明尚肯承偌者，真是寥若晨星﹔而對九泉之下的承偌者能激起“同情的了解”的當今之人，也是寥若晨星，如余英時教授。讀他一二十年前寫的這些文字而使人汗顏者，在於歷史學可以通過個別代表人物的具體表現來研究某一文化，特別是那種面臨著劇烈變動的文化的命運 ，而“中國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的悲劇意義，就是今日中國文化消沉歇絕的大悲劇濃縮，所幸還有這位中西古今「實證」和「詮釋」參伍之真功底者，以剝蕉見心的方式箋釋前人，得以穿越最後一位「文化遺民」的神秘暗碼，將那文化精神捧還於人間，為中國人留下「明明直照吾家路」的火種。
四、忽到龐公棲隱處
歷史學家余英時教授仙逝。我跟友人們在一陣慌亂之後，終於證實了噩耗。我往余府打電話，未能接通，無聲仿佛就是告別。掐指已三十年，只覺得沐浴余先生之春風，享受的豐厚教益是一生都用不盡的；尤其我和傅莉，在劫難中得到余英時陳淑平伉儷的堅實慷慨的扶助，恩德重於山。這一番普林斯頓的際遇，一位大師級學人賜予我們的，不止精湛的知識，還有更偉大的人格力量，我的「六四流亡」因此而成莫大幸運。
普林斯頓小鎮，被一條小街糖葫蘆似的貫穿，南端伸出去的簽子，接206號小高速，逶迤而去，一路都是參天古木，夏季尤為綠蔭深濃。那一帶是普鎮精華，林木中散落棟棟宅院，讓我油然想起王維輞川絕句里的“仄徑蔭宮槐，幽陰多綠苔”。這個世紀之交的十幾年里，我驅車往返那叢林小徑不知幾何，常常不是伴隨著翻騰的思緒，就是悲傷的咀嚼，皆因這是我生命中劫難的一段歲月，而小徑之旅每每又是受用不盡的精神陶冶。
大凡是造化的捉弄，一眾六四流亡者被那常青藤名校接納，落腳普鎮，我也忝列其間。大家在東亞系弄出一個流亡項目，有一次請歷史學家余英時講講什麽是歷史。他說，你們是創造歷史的人，寫歷史則是另一回事情，你須先知道前人說過什麽，然後才知道你能說什麽。當時在座的，有不少八十年代如雷貫耳的角色，且剛剛逃出一個血腥歷史，然而“創造歷史的人”竟是寫不來歷史的，這是後來才知道的。我則非但沒有寫成什麽史，反而跌入一場“離魂歷劫”的個人災難史，流亡項目散了，我卻滯留下來又多年。
“很多人問起你，你也要考慮做些什麽，不能說人就這麽廢了吧？”
一九九四年夏季，有一天余英時先生叫我去他府上，他剛從台灣回來。我被崩潰感籠照，已有年余，前景一片空白，又求神求佛都不應。先生為我指點迷津：人的困境只能求援於人世的精神力量，那蘊藏在文化傳統中的無數先人積累的巨大資源，唯此方能超越有限的此生，與綿長的人類活的生命接榫。這種活的生命，也只隱然昭示在極少數被現代人所不屑一顧的“文化遺民”的蹤跡里。
兩年後，余先生又相送《後世相知或有緣》、《陳寅恪與儒學實踐》兩件手稿的覆印件，那是一九九六年夏天，他也是剛從台北回來，其中《陳寅恪與儒學實踐》便“完稿於台北旅次”。近乎墨新書香的兩件文字，令我回家連夜讀得如饑似渴，驚嘆不已：一是陸健東《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猶如一次“史學重構”，完全印證了余英時八十年代初對陳詩的釋證，恐為當今僅見的學術奇跡；二是，該書收錄陳寅恪《對科學院的答覆》：“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之於俗啼之桎枯；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當箭牌；我就做韓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如果有人再作詩，他做李商隱也好。我的碑文已流傳出去，不會煙沒。”這種氣概，余先生稱之為“一九四九年以後中國知識階層史上一篇別開生面的大文字”，但是這文字對於我輩而言，四九後身在大陸卻未知“天蠻地荒”，也看慣了“衰翁變奼女”，就有石破天驚之效。
那次在余府我又同余先生談了近六個小時，旁及人生和學術諸多話題。先生說我：你靜心修練幾年，會成完全另外一個人。他說，為中國憂慮的人常常會遭遇大不幸。你要從困境中擺脫出來，跳出來你才更理智清醒，纏在里面不好。要有長期準備了，也許是一輩子沒有盡頭的，從最壞處著眼，期望不要過高，你才不至總被失望擊倒。去同歷史上的優秀人物接通心靈，充實自己。陳寅恪四九年後就是在極度的悲苦中只寫心史的。我想談陳寅恪，先生則對我談了很多粱啟超，他說，超越自己的過去不容易，梁啟超就是靠接受新知不斷超越自己，後來康有為都說“我不如卓如”。
後續幾年，我直接就在余太太陳淑平的引領下，從普林斯頓“1915級的優秀生”王賡開始，一路寫了張幼儀、徐志摩、陸小曼、林徽因、賽珍珠等一個“五四人物”系列。常常是在美國東岸被暴風雪襲擊的那些苦寒日子里，用小紙條貼滿書的精彩處，再去圖書館找其他參考書。我的英文也是那時候才讀通的，寫林徽因時參考一本英文傳記，有耶魯史景遷的一篇序，寫得大氣磅礴（余在耶魯任教時，陳淑平是史景遷的中文助手），我翻不出來去請教余先生，他教我如何從意思而不是從詞句上翻譯這類英文，最後還是他親自潤色的。（後來台灣出版這書中譯本時，譯者很欣賞我譯的這幾句，全搬過去了，還付我幾百美金。）那時余先生見我沈浸在徐志摩的往事里，竟送了一套徐志摩全集給我，我是頗醉心徐的散文，尤其是寫杭州西湖的文字；但是回望上個世紀初的這些巨靈才媛，都是何等了得的人物，卻哪一個不是“一年三百六十日，風刀霜劍嚴相逼”？
“五四人物”練筆，其實是我的一個“書寫覆蘇”，不久我便應楊澤之邀，在時報《人間》副刊寫起一年“三老四少”，最後由季季編輯成書《離魂歷劫自序》，這個書名就是我向余先生討來的。這本書寫到結尾時，屋後出現郁金香，開得正盛。余先生暮色里悄悄來看過那神奇的花。
余府仍掩映在那叢林中，小徑狹窄而坑凹不平。那時余先生還在教書，府上門可羅雀，余太太照料著他的飲食起居，大西洋颶風或暴風雪會刮斷樹枝電線，掩埋道路，他們一直到退休後還住在那里。
2001春天普大有一場“中國的過去與將來”國際學術會議，其實余先生的榮退典禮，我去聽了兩天他的弟子們发言，覺得他們是被“余老師”訓練得可以做學問了，都是從很小很專門的一點出发去研究，如王梵森談明清盜版問題，羅志田則談民初的《山海經》熱，羅是唯一從大陸趕來的，變得很俏皮，說余先生在大陸如今已是“一尊偶像”，某人從海外回國捎來一本書到處炫耀：“這本《土與中國文化》最暢銷。”
余英時的“士魂商才”，就是中國版的韋伯“新教倫理”，講的都是一種正派商業精神，中外皆然，我在美國生活感受很深的一點，也是這個東西，美國人人炒股，天上掉餡兒餅的大有人在，豪宅名車卻遊手好閑的人約十分之一吧？但那十分之九都視其為當然，沒有嫉妒兩個字，自己依然老老實實賺辛苦錢，一分是一分，我周圍都是這樣的人，小康而快樂。中國大概要恢覆到這種境地，才是正道。
大體來說，市場經濟之下，必須經過一個很長的法制形成過程、銀行系體完備過程、保險制度完備過程、必要適量的福利制度完備過程等等，才可能把傳統的權力交換徹底轉換為市場交換，其間無數的社會化細節大概要費百年歲月，才能漸進完成，而且還必須在一個風調雨順、安定的百年里。由此而見，中國的一切，最終還是歸結到不能激進，余英時的歷史觀在此便尤其顯出深刻。
浩瀚的中國典籍，是沒有“童子功”就不得入門，也無處問津的，有趣的是，余英時這樣的“童子功”教授，全世界也沒剩幾個了，他從耶魯走後，那里的中國研究，就只剩下史景漢這個不靠中文也可以一輩子給洋人寫中國古典故事的牛津漢了。往下美國學界還會不會產生一個余英時，就希望渺茫，所以西方漢學的危機已是可以看到的了。依我看，美國學界如果懂行，似應在普林斯頓或耶魯，讓余英時這樣的碩果僅存者，從中國找幾個幼童來，關在校園里，不碰英語，專門辦私塾，也許還可以一脈香火傳承。
余先生也常說“對中國這個民族失望”。2000年法國高行健獲諾貝爾文學獎，一大早就有電話來采訪，我說這是他個人的榮譽，跟中國和中國現代文學無關，台北的楊澤一聽就笑起來說“真是怪人怪語”。其實瑞典煞費苦心，還是嘲弄了中國當局和中國現代文學，余英時說他很高興這種選擇，但也怪我說得太極端。高之獲獎，至少是一個常識，即中文人才大量流失，流到中文意義世界之外去了，而中文世界品質下跌，通俗占據主流，陽春白雪已成絕響，種種下里巴人的說書、童話、言情、武俠、連環畫洶湧澎湃；相反則是，在中文世界之外，卻可養育孤獨的中文精華。後來高行健的演說詞出來，我立刻傳真給余府，余先生隨之來電話說“真好，不卑不亢，有自信”，並移用蘇東波句，稍改兩字贈高：“滄海何曾斷地脈，白袍今已破天荒”，非常精當。
2006年底余英時獲克魯格獎。余英時的眼光，實非眼下一般中國學人所能比肩者，在於他視此獎為“西方社會如今更平等的看待中國這種古老文化”、“是真正有興趣脫離‘西方為中心’的思維”，這種虛懷若谷，乃儒家真道，他的感言也是對中國傳統的一次重估：第一、中國傳統是“轉軸時代的原創超越”；第二、在與早期印度佛學和晚近西學的比較中認識中國傳統，擯棄“中國中心主義”；第三、中國的“朝代循環”不似西方模式；第四、中西文化、價值的重疊、共識多於對抗。這麽高屋建瓴的概括，中國學人中無第二人可為，其支撐不僅在學養，更在心胸氣度，即一種態度，從余的身手可以看出，中國文化失落的更是一種態度。
從這里也可窺見余的學養何以圍繞、尊崇兩人：陳寅恪和胡適，前者長於印度佛學東漸中土的學識，後者則慧識於晚近西學東漸，此相距兩個千年的文明演化，昭示中國傳統應對變局、順應大勢，皆依據內在感悟到的人類共通價值，而這也是余英時堅守人權、人道、民主價值的根柢。近六十年中土的變局，則是傳統衰微而沈渣泛起，一百余年中土應對變局唯有激進之道，終於是耗盡自我精萃而又未得普世真道，兩廂落空，直面此情境，余英時潔身自好，凜然拒斥一切誘惑。他一直講兩個字：“骨氣”。
然而，從普大退休的這位講座教授，後來自願給自由亞洲電台做“特約評論員”。2011年秋某日，余先生打電話來問，紐約時報稱香港歌劇《中山逸仙》在北京的演出突然叫停是何故，我查網上說中共忌諱紀念“辛亥百年”有影射之嫌，急速降溫，於是找了有關信息傳真過去，他要準備在自由亞洲電台的節目講講，接連打了三次電話找不到我，我出去采購了。晚上陳淑平來電話才講出原委，原來余先生日前與北京《經濟觀察報》記者馬國川訪談《回首辛亥革命》，是近來他極精彩的談話，國內封殺，卻被董橋欣賞而刊登於《蘋果日報》。我這才找來閱讀，果然把所謂“晚清變革”、“辛亥意義”捋得一清二楚。近十幾年，“反‘反傳統’”漸成主流話語，進而對“辛亥推翻皇權”作負面詮釋、否定孫中山已成時髦，一個替代的說辭，即“西太後亦做了改革”堂而皇之成立，卻是欲為中共今日“不改革”辯護。哪知“批判激進主義”的大師，率先肯定“辛亥”、否定“晚清變革”、極言“滿洲黨”不肯改制才誘发革命，進而肯定革命並非“暴力”，甚至“軍閥割據”才有多元空間而生出“五四”，比比皆歷史洞見，非“大師”不敢言也。由此便也印證“所有歷史皆當今史”，不從當下出发說歷史則無異於空談妄說。余英時滿腹經綸，把玩古今於談笑之間，卻不沾一絲迂腐或高深，當今一人而已，學問可以安身立命的境界，大抵如此。
兩年後我搬離普鎮去余府告辭，老兩口拉我進去聊得戀戀不舍，余先生說：“我們是朋友，日後多回來看我們。”他拿出一頁草稿說是“借宋代談中國傳統政治”，我問是朱熹嗎，他說是的，五十萬字已大致寫完。陳淑平在旁透露了一句：“下一本書他也想好了。”“什麽？”“《唐詩與佛教》”，我的天，真是一部大書！
2000年底我有一則日記寫道：余英時為文稱八九年以來是“天地閉、賢人隱的十年”，此句出自《易經》，他說此話如今只對那些不識時務的知識人才有意義；在早已無“神”的“神州”，知識分子被“先鋒隊”視為“亂源”，“墨儒名法道陰陽，閉口休談作啞羊”，陳寅恪1953年的詩句覆見於新千禧年伊始之際，這不是“天地閉、賢人隱”又是什麽？感恩節前陳淑平告訴我，余先生的表妹張先玲，兒子王楠被子彈打死在天安門廣場的一個母親，要來美國探親了，他們約在華盛頓見一面。節後余先生來電話：“告訴你一件奇聞，這次見了張先玲才知道，她的妹妹原來是丁關根的太太，也就是說，這個丁關根居然是我的表妹夫，不過我完全記不得張先玲下面還有一個小妹妹，五十多年前我在他們家住過一年，對她還有一點模糊印象，他們桐城張家，出過兩個宰相的。這事只告訴你一個人，不能傳出去啊。”秋天他從華盛頓國會圖書館訪問歸來，我們在電話上聊起大陸暴富風景，他說他對民主制度在中國，短期內已不做預想，我估計他的失望也包括近來台灣的亂局，那麽我問他，難道中共就此穩坐下去了？“我想，大概要等那一代人都走完了才行，就像蘇聯，恐怕是要七十年的，放心，你是可以看到的，我則看不到了……。”他說。
去年深秋，有人從國內，帶來一套“余氏老宅”的照片給我，起初我想沖洗出來，寄給普鎮余府，出去找到最近一家洗印店，未料那里的設備偏偏壞了，我也沒去再找一家。回家跟傅莉商量，她則一再勸阻我：“你去打擾余先生幹啥？他已經死了回家的念頭。”據捎來照片的人講，安徽潛山的余氏老宅，現已定名為“余英時故居”，作為當地旅遊資源而整修裝潢一新，照片可見於故居正堂上高懸“五世同堂、七葉衍祥”匾額，乃乾隆禦賜；另有一間屋子上懸掛“余英時主臥室”字樣。這就是余先生文墨中常常寫到的“潛山縣官莊鄉”，“在群山環抱之中，既貧困又閉塞，和外面的現代世界是完全隔離的。官莊沒有任何現代的設備，如電燈、自來水、汽車，人民過的仍然是原始的農村生活”，“我的八、九年鄉居使我相當徹底地生活在中國傳統文化之中，而由生活體驗中得來的直覺了解對我以後研究中國歷史與思想有很大的幫助。”（《我走過的路》）
余英時從那個山鄉走出來，再也沒有回頭。聊天時他曾跟我說，1978年他曾隨美國學術代表團訪華，看到的是“城郭如舊人民非”，他发誓不再踏上那塊土地。記得1993年秋我們在水牛城出了車禍，余先生余太太搭火車趕來，我把余先生從病房拉到外面，哭著說“我想帶傅莉回國去”，他很詫異我有這種不切實際的念頭：“共產黨會那麽仁慈嗎？” 整整二十後，2003年春我父親癌癥病危，中共就拒絕給我回國簽證。這個時間長度，顯示了一種洞穿力，至今中國人中鮮少具備它。
“我是1950年從羅湖橋走出大陸的。”有一次也是聊天中余先生說。一個皖南青年，從那山鄉走出來，在改朝換代之慘烈變局中，極偶然地逸出中國本土的大崩壞，先香港後美國，經西方教育系統訓練，造就成為當今中國人文第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