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宅血案為何無法破案？
水牛伯：國民黨掩滅證據
#白色恐怖 #游錫堃 #國民黨 #馬英九 #林宅血案
2026年2月12日 星期四
再爆個料——高金素梅見胡錦濤後，國台辦轉交的 2,000 萬人民幣，就是由「台灣原住民多族群文化交流協會」發。負責發錢的執行長，就是這次被羈押的助理張俊傑。
① 高金素梅的助理張俊傑，複訊後羈押禁見——這位張俊傑，是高金的心腹，大家都叫他「傑哥」。
② 高金素梅在原住民選區叱吒風雲，其中一個重要事件，就是在八八風災後的賑災。
2009 年 8 月 19 日，在風災後不到兩週，高金素梅飛到北京人民大會堂，見了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
胡錦濤當場承諾，「兩岸都是一家人，台灣同胞的困難就是我們的困難，我們將繼續向台灣同胞提供救災援助，支持台灣同胞搞好災後重建」。
③ 當時國台辦主任王毅，轉交 2,000 萬人民幣（接近一億台幣），說要用在台灣的賑災——這一億台幣，給高金創立的「台灣原住民多族群文化交流協會」，要發給台灣的原住民受災戶。
④ 詭異的事來了——為了要發這一億台幣，協會在 2009 年 8 月 25 日早上，浩浩蕩蕩開了「臨時理監事會」，先決定接受這筆「國台辦的賑災款」。
同時，協會又自己通過設立一個「八八水災專案管理委員會設置辦法」，搞出一個「八八水災專案管理委員會」。
⑤ 結果兜了一圈，高金素梅自己又是這個「專案管理委員會」的成員。
⑥ 而且，除了把一億台幣當災款，協會另外決定「提撥 100 萬台幣作為行政作業費用」。
⑦ 好笑的是，那天早上才剛開完理監事會，成立了專案管理委員會。當天下午，這個「八八水災專案管理委員會」就光速召開「第一次會議」。
會議通過由「張俊傑」擔任執行長——記得嗎？這位張俊傑，就是高金素梅的助理。
⑧ 這筆中國國台辦轉交的近一億台幣，在 48 天內就全部發完——整個故事看完，可以知道張俊傑跟高金有多親近。
⑨ 這次，北院裁定的理由，認為張俊傑涉犯「公務員詐取財物」、「使公務員登載不實、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加重詐欺」、「填製不實會計憑證」、「洗錢」，已達犯罪嫌疑重大的程度。
我只能說，國民黨聲援高金之前，真的建議煞車想一下。歹路毋通走。
//旅行文學大師辭世 ◎Margot Dijkgraaf
2019年9月2日，Cees Nooteboom因對歐洲文學的傑出貢獻，獲得倫敦大學學院榮譽博士學位。他穿上一件由閃亮的金棕色和紫色布料製成的華麗服裝，戴著天鵝絨帽子。這也是學生們的畢業典禮，他們在他面前排隊至少三個小時來領取文憑。整個儀式結束後，Nooteboom必須跪在紅色天鵝絨墊子上，接受真正的騎士封號。他覺得這很美妙。
在他的致謝詞中，他說自己在1954年買了一本筆記本並開始寫作。僅此而已，他說。他說他「是個難搞的孩子」，十七歲就離家出走了。他在法國、西班牙和歐洲其他地方搭便車旅行。沒有比與德國人、法國人、英國人、瑞典人、波蘭人和其他人一起上路更好的方式成為堅定的歐洲人了，他對數千名聽眾說。當他曾經問他的朋友Rüdiger Safranski何時寫了所有那些傳記（歌德、席勒）時，對方回答說那是在Nooteboom「閱讀世界」的時候。
這是幾十年來為紀念Nooteboom而舉辦的眾多頒獎典禮之一。週三，他在他心愛的梅諾卡島的一家醫院去世，享年92歲，他在那裡擁有一座房子已經超過五十年了。他獲得了數十個獎項，從P.C. Hooft獎到奧地利國家獎，從Constantijn Huygens獎到西班牙Premio Formentor獎。只有那一個，他經常被提名的諾貝爾獎，但一直沒有掄元。
形塑他及其作品的青年時期
他在倫敦談到的青年時期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塑造了他和他的作品。「我一生中看到的第一批德國人是從天上來的」，他喜歡說，然後是從水裡來的，接著是從陸地上來的。1940年5月10日，他和父親手牽手站在鹿特丹住所的陽台上，看著降落的傘兵。他的父親在鹿特丹轟炸中喪生。
當被問到他如何成為作家時，他嘆息著重複這個問題。一個人如何成為作家？他的父母經常搬家，離婚，他的父親從他的生活中消失，他在寄養家庭和由修道士管理的寄宿學校長大。他從方濟各會和奧古斯丁會那裡學習希臘語和拉丁語，這些是歐洲歷史基礎的古典語言，他對他們「永遠感激」。
他離開家，成為希爾弗瑟姆Rotterdam銀行最年輕的職員，騎自行車穿過森林進行付款，坐在小溪邊「做他稱之為思考的事情」，「也許已經是寫作了」。真正的寫作始於希爾弗瑟姆圖書館的閱覽桌。不，他從未真正想成為作家。事情就這樣發生了。
搭便車走向世界
1954年，年輕的Nooteboom決定搭便車進入世界。他永遠打開了通往自由的門。他從未停止行走，也從未停止閱讀和寫作。在1960年代，他來到Frankendael，阿姆斯特丹的大房子，他的第一任妻子Fanny Lichtveld的家人住在那裡。他在那裡找到了一種他從未有過的家庭生活。他可以精彩地講述第一次乘貨船前往蘇利南的經歷，他第一任妻子的部分家人住在那裡。
Nooteboom可能會嫉妒像普魯斯特、波赫士和納博科夫這樣的作家，他們可以使用父親的圖書館，年輕時就閱讀了一切，可以終生汲取養分。Nooteboom的外祖父在鐵路工作。他的母親確保他能上文法學校。Nooteboom後來在生活中從頭到尾閱讀了普魯斯特，他在本報中說。大約四十歲時，他在幾個夏天用法語閱讀了整部《追憶似水年華》。他覺得很壯觀，作為作家特別欽佩的是普魯斯特從第一句話開始就已經在腦海中構建了「那座大教堂」的整個結構。
作家的誕生
Nooteboom於1955年出道，時年二十二歲，作品是《Philip和其他人》，一部夢幻而神秘的小說，靈感來自他在搭便車旅行時遇到的一個法國女孩。在他的小說《儀式》（1980）中，這部使他在廣大公眾中突破的小說，有一句經常被重複的話：「記憶就像一隻狗，它想躺在哪裡就躺在哪裡。」不，他沒有好記性。他的摯愛Simone Sassen是他的記憶。他記得他在露台上、街上、在他眾多旅行中所看到和觀察到的東西。但日期、年份，不記得。旅行，他說，是「你自己尋找的某種孤獨形式」，一種「強化的生活」形式。一切都變得更加敏銳。用他的話說，旅行成為「一種專注的寫作形式」，甚至是「一種冥想形式」，一種思考方式。但這也是與自己的對抗。最近出版的他的日記第一卷（《舞者與僧侶》），由他的摯友Philippe Noble精心編輯，Philippe將他幾乎所有的作品翻譯成法語，就是證明：他不安全，懷疑，尋找和探索。
歐洲人
Nooteboom經常恰好在歐洲歷史發生的地方。這使他成為真心實意的歐洲人。西班牙是他最大的愛，他深刻理解關於獨裁、審查和流亡的言論和著作。1956年他在布達佩斯起義現場。一年後，他作為水手航行到加勒比海和南美洲，看到殖民主義留下的痕跡。在南美洲國家，他經常作為文學節的客人逗留，並從中汲取他故事的重要部分。在巴黎和布拉格，他觀察了1968年5月的事件。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時，他在柏林。玻利維亞、巴西、尼日、馬利、甘比亞、馬來西亞、伊朗、墨西哥、日本——幾乎沒有他沒有去過和沒有寫過的國家。從1960年代到1980年代，他與攝影師Eddy Posthuma de Boer一起進行了數十次旅行。之後，他主要與他的妻子、攝影師Simone Sassen一起旅行。他們一起製作了《Tumbas》，一本關於詩人和思想家墳墓的美麗書籍，以及《西國》，一本關於他們前往京都33座寺廟朝聖的圖文記錄。
許多早期故事和報導刊登在《Het Parool》、《Elsevier》和《Avenue》上。Nooteboom也為這本雜誌翻譯了他在眾多旅行中遇到的作家的作品。他總是閱讀，大量且頻繁地閱讀當代作家和經典作家。他一生都慷慨地向外國出版商推薦年輕作家。他自己的作品被翻譯成三十多種語言。他高度讚揚他的翻譯者並為他們的地位辯護：「確保文學翻譯者的稿酬擺脫體面貧困的污名。」
德國出版社Suhrkamp以十一卷出版了他的《全集》。他與德國哲學家和作家Rüdiger Safranski的友誼也很重要，後者在2008年出版了一本關於他作品的選集（《靈魂轉世不是死後而是生前發生》）。Nooteboom喜歡講述這樣一個軼事：Safranski年輕時認為《Philip和其他人》是一本邪典書，但以為作者已經死了很多年。直到他們在一家德國書店偶然相遇。一段終生的友誼誕生了。Nooteboom與阿根廷語言學家和作家Alberto Manguel也有類似的聯繫，後者也寫了關於他作品的文章（《一切都是第一次》，2013）。「他們比我博學得多，」他有時嘆息道。
愛恨交加的關係
當世界擁抱Nooteboom並授予他獎項時，他很少覺得自己在祖國得到了應有的重視。Nooteboom與荷蘭有著愛恨交加的關係。他很少對這裡文學評論界給他的關注感到滿意。他的好友Remco Campert告訴他原因：「怎麼可能不是這樣，你從不在這裡！」確實，他通常每年只在阿姆斯特丹度過幾週。當他在眾多旅行之間偶爾在那裡時，他經常去Kring或Zwart咖啡館，在那裡遇到他那一代的文學同行。Nooteboom經常談論他已故的朋友Hugo Claus。
儘管他出生在海牙，一生中大部分時間在國外旅行，但他認為自己「不可剝奪地是阿姆斯特丹人」。「其實我真的是荷蘭人，」他說，「當我們穿過圩田時，我覺得那相當奇妙。在歷史上也是如此。一個文明的國家。也許這也與臨近終點有關，你開始想這些事情。雖然我願意明天再說相反的話。我知道我會這樣做。」
藝術與觀察
他的許多散文都以視覺藝術為主題，主要是關於觀看：攝影、繪畫、建築。例如，最近出版了《石頭開花的樹》，關於義大利藝術家Giuseppe Penone的作品，以及《從未建成的荷蘭》，對未實現建築設計的詩意探討。
Nooteboom能夠用幾句話擊中某人或某物。他觀看，並捕捉他所看到的本質。美麗的散文《威尼斯。獅子、城市與水》（2018）也是關於觀看的。你可以把它讀作一位作家的自畫像，他讓我們窺見他的生活和思想世界。Nooteboom帶你去五十多年前他第一次來到的城市。他被它擊倒了。看看他對第一次看到威尼斯的描述：「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但那一刻仍然難忘。陽光在廣場上閃爍，照在所有那些拱門和圓頂的圓潤、女性化的形狀上，世界轉了四分之一圈，我感到頭暈。在這裡，人們做了不可能的事，在這幾塊沼澤地上，他們發明了解毒劑，一種對抗世界上一切醜陋事物的魔法。我看過那些影像一百次，但還是沒有準備好，因為它是完美的。那種幸福的感覺從未消失。」
在他所有的作品中，都有數十個其他生命——男人、女人、過去時代的其他作家和藝術家。來自書籍中的人物，來自畫作中描繪的人。在十六世紀畫家Giorgione在學院美術館的一幅神秘畫作前，他看著那個坐著的、半裸的女人和嬰兒，看著左邊的年輕人，並產生了「進入那幅畫，走過他身邊，在那座城市裡漫步，然後從那座城市回來，到女人身邊，和他在一起，變成顏料，同時又是隱形的」的衝動。Nooteboom彷彿潛入畫中，他想更多地了解那種生活，自己融入其中。他的文學參照是個人的。也是國際的。
詩人
雖然Nooteboom經常被視為旅行敘事大師，但他也是一位出色的詩人。他可以住在他的詩歌中，就像他欽佩的詩人Jan Jacob Slauerhoff一樣。Nooteboom在詩集《紅雨》（2007）中寫道，衰老的奇怪之處之一是幾乎所有東西都會喚起回憶。你也會在他的詩作中找到這些，偽裝起來的。Nooteboom以《死者尋找房子》（1956）出道，之後出版了許多詩集。2020年出版了《告別。病毒時代的詩》，他在德國南部的一座鄉間別墅完成了這本詩集，他經常在那裡過冬。這些是戰爭、消失和迷失、繼續前進、時間、死亡、夢想、「缺席課程」的意象。他在梅諾卡的家中開始創作。在他花園的後面，靠近他寫了大部分作品的工作室，他種植仙人掌。他稱它們為他的「沒有嘴的朋友」，但有「尖銳和有棱角的手臂」。那裡有一棵無花果樹，和「牆上千年的石頭」，「鄰居的鵝」。它們出現在他的詩歌和短篇小說中，例如《533，日記》。有時他會印上一張照片。
Nooteboom的一句名言是「我本可以有一千種生活，但我只選了一種！」他過的生活比大多數人都多。他並本人不懷舊。他意識到普魯斯特也不是關於回憶和懷舊：「這是關於過去作為你生活中的積極原則，關於你如何通過找回過去來激活現在。」Nooteboom自己已經成為這方面的大師。
2026年2月8日 星期日
美國國務院今天正式發聲明打臉黃國昌、蕭旭岑。
黃國昌說，AIT處長谷立言介入台灣內政太深，跟華盛頓的態度不一樣。
蕭旭岑說，AIT處長谷立言，在美國國務院體系只比科長大一點，台灣卻被比司長小的官員要求東要求西。
今天，美國國務院在回應台灣媒體的回覆中表示：
「根據台灣關係法，AIT處長是美國國務卿在台灣的代表，職級相當於使團團長。
谷立言充分代表美國政府，包括對台灣安全議題的立場。」
很多人不知道，谷立言處長的資歷，他對亞洲的了解，可能比很多台灣人都深入。
他畢業於美國馬里蘭大學政府與政治系及日文系。
拿的是國際安全與經濟政策的公共管理碩士學位。
他曾任駐日本與駐菲律賓大使館政治事務官員，以及駐日本大使館軍政事務組組長、美國在台協會政治組副組長。
他是第一個參加日本外務省舉辦「貝克－加藤國際交流計畫」的美國外交官，這項計畫是要增進美國日本外交官對彼此的了解。
他也曾於賓州美國陸軍戰爭學院擔任國務院顧問兼教授。
2011年谷立言擔任美國駐沖繩總領事。
2014年9月，谷立言派駐美國駐成都總領事，一直到2017年。
他甚至曾經到過拉薩，看過汶川大地震後的災區綿陽。
谷立言還擔任國務院東亞太平洋事務局經濟政策辦公室主任期間，被遴選為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的經濟委員會主席。
事實上，谷立言是台灣女婿，他曾透露妻子是台北人，他也相當熱愛台灣美食。
後來在酈英傑擔任AIT處長時，谷立言就是他的副手，後來他被調派到日本擔任美國駐日本代理大使。
整體看來，谷立言不僅是第一島鏈的專家，甚至可以說他是台灣通、日本通、中國通。
沒想到美國國務院還要為了台灣黃國昌跟蕭旭岑兩位無知政治人物的發言做出回應，想來也是相當困擾。
2026年2月3日 星期二
非常幸運，日前在捷運車上巧遇方秀雲女士，她是很知名的藝術史學家、文學與藝術評論家、傳記作者、詩人、散文作家，我書櫃中有其四本著作。她在專業知識方面當然令人折服，但更讓我感佩的是長年以身心靈追索藝術神髓，而身為女性詩人又對美有很細膩而獨特的品鑑，因而其文章非常能觸動心弦，殊不同於硬梆梆的學術論文。
2015年與2021年我曾分享過以下這篇大作，如今閱讀，更為感動與哀傷，可能因為又經過數年的人生滄桑吧!
非常深刻的至情之作，既然經過五年了，值得再次分享。
方秀雲〈只因美，與有過的真實〉
李明宗
近閱方秀雲女士《愛‧邂逅 不可不知的17位西方經典藝文大師》，其中第五章〈現實與錯覺中打轉，莫名無止境的跳躍〉，由她對父親的夢憶與回憶，轉而談到畫家馬格利特 (René Magritte)神秘的畫境與獨特的生命經驗，文章不長，但非常真摯動人，令我深受觸動，樂於與你分享，並由網路上找到馬格利特的照片，以及數幅畫作，這樣更能具體領略文章內容。該文曾於2012/08/08聯合報刊出，相信也是藉以紀念她去世的爸爸。
2012/08/08聯合報
方秀雲〈只因美，與有過的真實〉
在愛裡，我們常會將對方視為神，又當作英雄，有一份尊敬，同時又平等，可分享生活中很多事，然而，還有另一個角色，看到了對方的無助，對方的脆弱……
我夢到了父親。
好幾年來，他漂洋過海來看我，總穿著一件白衣，不說一句話，神情沒有所謂的苦或樂，但每次見到，我急於走向他，苦苦哀求，他在那兒，只靜靜的，感覺上，他好遠好遠，不再是凡人，已昇華成仙了。
剛剛，他又來看我，這回，他穿上一件棕白相間的汗衫，在一間教室的角落，坐在椅子上，像個小學生的模樣，桌上擺了一些東西，是什麼我記不得了，不過，眼裡有他，內心一下子漲滿情緒，淚也自然落了下來，只想走向前。這時，他感受到了我，站起來，在醉心的剎那，我們摟在一起，多年來，第一次的擁抱。
現實的他，長得非常高大魁梧，此刻，面前的他變得又瘦又小，竟跟我差不多高，我們耳朵碰耳朵，雖然看不到彼此的臉，有好多好多的話想說，但最後，只在他耳旁，輕聲的問一句：
我漂不漂亮？
他沒發聲，沉默著，突然，我靈魂飛升，在另一個角度，看到他的臉，很清楚的，這時，他哭了。
自父親去世後，第一次感覺他真實的存在。
日本女子
在愛裡，我們常會將對方視為神，又當作英雄，有一份尊敬，同時又平等，可分享生活中很多事。然而，還有另一個角色，看到了對方的無助，對方的脆弱，興起一種「只有我，有能力照顧你」的念頭。而父親突然瘦小，我想，大概是因為我已體會到，他活著的最後那幾年很不快樂，被殘酷擊碎了！
而十三歲的我，不了解為什麼整個世界變了，從小仰望的父親也變了，一切成了陌路。多年來，我在台灣、在歐洲、在美國，就如一只失落的靈魂，獨自的探索，一點一滴的，在無數次的心痛，在多重的醒悟之後，迷霧才慢慢的化解開來。
我永遠不會忘記那一天，一位日本女子到家裡來探望我和母親，一進門，她走到父親的靈堂，點燃香，於抬頭那一刻，看見牆上掛著的照片，再也無法克制自己的情緒，暈眩了，人也倒了下去。我在她身後，目睹這整個動人的過程。
一兩年後，她也離開了人間。只知道，她年輕時嫁給一名台灣富商，隨夫來台，但沒幾年，丈夫又娶了另一個女人，之後的景況，就像僱主與勞工的關係，每個月支薪給她，當作補償。她膝下無子無女，領養了一個女兒，但這段婚姻，換來的無情、遺棄與背叛，陰影拖曳了一生，怎麼也揮之不去。又知道，有段時日，她生病住院，爸爸常去看她，照料她，安慰她，逗她開心，至於她與爸爸之間是否有過戀情，對我來說一直是個謎。
她在靈堂前，想抑制悲痛又難，最後崩潰的樣子，那深情姿態是如此的自然，此幕，在往後成為我一個難以抹滅的影像。
當然，父親也有他在世俗上的野心，這幾年，我終於明白，他對金錢、名或利，倒看得很開，什麼才是他最大的渴望呢？我想，只有愛吧。
拾起殘破
我曾跟隨法國藝術家高更的足跡，讀他怎麼流浪，又怎麼跟家人保持聯繫，他常寫信，對女兒特別關心，同時，我也讀到一本《給愛蓮的筆記》，1892年開始動筆寫的，裡面全是他的生活經驗、政治理念、藝術活動、美學觀、愛情想法……想跟女兒分享的一切，原本打算在出版後，將此書送給她。他的文字，流露著無限的溫情，不同於一般父親，高更教她不要屈就於傳統，也不要局限在狹窄的空間，得具備知性的感觸，去追求更高的自由。
他的畫賣不出去，又沒錢買東西給女兒，也無法去看她，只希望將來有一天她能了解他是世上最好的爸爸。然而，愛蓮根本還來不及看他的書，就病逝了，那時，她十九歲，留下無限的遺憾。
說到這兒，猶記得小時候，大人們隱瞞了很多事，或許基於保護，或許想維持一個神話不破的理由，但缺乏了線索，一切都等到父親過世後，靠我一個人去摸索，一片一片拾起殘破，再一點一點彌補，但太遲了。
從痛，昇華了起來
若問夢境與現實之間的轉換，表現最好的藝術家是誰？於我，非畫家馬格利特莫屬了，正巧今夏，我去了一趟英國的泰德利物浦，看了一場「馬格利特：愉悅的原則」展覽，這位來自比利時的魔術師，作品中充滿迷惑，經常出現夢境的意象，平時可見的物品被他引到畫裡，落在一個奇怪的空間，讓人感覺既錯愕又詼諧，他這樣不斷的玩弄視覺，還得歸咎於一段童年不可言說的記憶。
小時候，他的母親常鬧自殺，父親沒辦法，只好把她關在房裡，鎖起來，有一天晚上，不知怎麼的，她走到地窖，把自己栽進水缸，想淹死，之後被發現，救了上來；1912年，當他還不到十四歲，媽媽又逃出去，這次是真的，再也沒回來了，幾天後，她的身體在桑布爾河（River Sambre）不遠處被發現，旁邊有一座橋。據說，馬格利特目睹媽媽不動、冰冷的樣子，她的臉被睡衣蓋上，卻光著下身。種種不安的畫面，始終在他腦海，怎麼甩也甩不掉。
每次作畫，不歡的影像很容易就跑進來，這就是為什麼他的作品中常有門、門把、鎖頭、籠子等等幽禁的空間。有時候，畫一扇被擊破的門，是媽媽逃走後，留下的痕跡；有時，畫一件長袍睡衣，懸在那兒，是她出走，臨終前穿的；有時，畫一條河與斷一半的橋，是她溺水的現場；有時，畫一盆水缸，裡面裝滿了水，是她夜晚偷偷到地窖所見的景象；有時，畫一些人物，頭部被一條白布遮住，是她死時的模樣。馬格利特畫的，大多示出了母親自殺的證物，對他來說，這段記憶是內心最深沉的隱痛啊！
馬格利特來來回回，在現實與錯覺之中跳來跳去，完全反映了他那不堪的過去，一直在「希望母親活著」到「知道母親已死」之間做持續的交錯、移轉。自然地，圖像會浮出無數的挑釁因子，不過在那兒，我們看不到一點醜陋，是因為親人走時，他沒看到臉上的慘狀，那白布的掩飾，保留了一份尊嚴，一份不可說的神祕，因此，他的畫就從痛裡，昇華了起來，最後，看到的盡是美，飛升的美。
視覺動物
像馬格利特一樣，我經常在現實與錯覺中打轉，在「希望」與「了解」之間，作莫名的、無止境的跳躍。
我了解，就如天底下的男人一般，爸爸活像個視覺動物，很愛花，愛看美的東西。而我，每天，不用人催促，自動會選不一樣顏色的衣服，搭配款式，穿在身上，讓自己漂漂亮亮，不邋遢的面對生活，這麼做，彷彿冥冥之中，希望他在天上看得到我。
夢裡的那一句「我漂不漂亮？」，相信是我深切的企望，想讓父親開心的原因吧！
夢的醒悟
夢醒時，眼皮一睜，浮現在我面前的，竟是那位日本女子溫柔的背影，儘管這麼多年了，卻沒有任何斑剝的痕跡，反而更深刻、更清楚。她與爸爸曾愛戀過嗎？還需要答案嗎？突然領悟，我的眼睛已經告訴我一切了。
在爸爸人生最孤寂的時刻，她及時來，為他點燃火柴，給予了溫暖。而我呢？一顆感謝的心油然而起，不為什麼，只因她在人間有過的美麗與真實的存在。
【代銷書籍│豈止於善──受贈渡海書畫集】
本書為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美術館2024年舉辦之「豈止於善-受贈渡海書畫展」之圖錄特輯。展品原為袁守謙（字企止，1903-1992）先生之私人收藏，2024年由其女袁旃女士捐贈予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美術館。
此次展出含括40多組渡海書畫家的作品。他們當中有如溥儒、黃君璧、臺靜農、王壯為及江兆申等專精書畫的名家大師；也有如錢大鈞、宋鍔、譚伯羽、陳雪屏等兼擅藝文的人士。篆、隸、楷、行、草各體皆備，以行草書佔大多數。書家廣泛涉獵古代書史典範，且多兼習帖派與碑派傳統。行草書法風格多取法東晉二王、宋人蘇軾、米芾及晚明米萬鍾、倪元璐等書家，再結合碑版金石書法的厚實用筆，因而兼有典雅閒逸與氣魄雄強的意趣。繪畫方面，他們繼承文人畫的美學取向，所繪題材以四君子及山水為主，畫風受清初四僧、四王等畫家影響頗深。亦常見結合西方繪畫技巧，以表現自然物象的量感、通透感與空間感之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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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豈止於善──受贈渡海書畫集》◎盧慧紋 主編；林珮菱、胡宇鈞、葉乙麟、劉冠宏 文字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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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知而不慍
兩天前黃仁勳的兆元宴有安排媒體採訪，黃仁勳與媒體合照時，我們記者陳玉娟被叫到身旁，還說他永遠記得Monica，這個動作也引起其他非科技線的記者側目。
DIGITIMES？不知道；這個人，是誰啊？
陳玉娟跑輝達超過20年了，當年輝達還在掙扎時陳玉娟挺著大肚子去採訪，加上黃仁勳經常看DIGITIMES的新聞（不只一位輝達高階主管告訴我的，信不信由您）>
我相信一個道理，唯有讀者才會與媒體共鳴。
部長、縣市長都不看DIGITIMES，我們對政治圈子的人沒有影響力，但科技大亨請媒體老闆吃飯時，對半導體業沒概念的人就只能沉默是金了。
經營28年，近幾年就算員工人數、營收獲利與薪資獎金都續創新高，但知名度可能還不如網紅。不用生氣，我知道只有拿出成績，才能證明人工智慧時代專業媒體的生存之道，至於不搭嘎、錯誤解讀的人認不認識你又有何妨呢？
2026年2月2日 星期一
當歌舞伎在江戶初期曾經有罐以女性演出的時候，但是隨後卻因幕府以「維護風氣」為由限制女性登台，舞台上的女性角色被迫交到男性手中。看似權宜之計，卻意外開出一條獨特的藝術道路，那就是「女形」。女形不只是外在裝扮的模仿，更像是一種長期居住在「虛構」裡的生活方式。演員必須把男性的骨架與肌肉重新塑形，讓身體語言、呼吸節奏、目光與步伐都能講述女性的柔韌與含蓄。
聲音不必完全變成女聲，但要能傳遞角色的溫度與情緒。這種創作邏輯裡，舞台不是用來複製現實，而是用來把「可能不存在」的女性之美，雕塑成可被相信的瞬間。於是女形逐漸成為歌舞伎的靈魂之一，在觀眾眼前建立一種超越性別界線的審美秩序，也讓「活在虛構」本身變成一種嚴格的修行。
去年熱門的電影「國寶」就是在講這一段歷史，其實在女形的發展史中，中村歌右衛門家系被視為高峰的象徵。五代目以高貴端雅的氣質與成熟技藝，讓女形從常被視為陪襯的角色，走向舞台中心，並以新的劇目與角色塑造，替女形建立可被追隨的典範。到了六代目中村歌右衛門（藤雄），命運的考題變得尖銳，原本被視為繼承人的長男福助英年早逝，讓患有先天性髖關節脫位、四歲才學會走路的藤雄，被迫接下名門的重擔。
他的成就之所以震撼，在於他把「無法成為」轉化為「必須成為」，以近乎固執的方式接納女形作為人生軌道。更引人注目的是，他不只在舞台上塑造女性，也在日常裡維持女性化的言行與姿態，深信現實生活若露出粗硬的男性習氣，舞台上的幻象就會崩裂。傳承在這裡不只是技術交接，更是一種把自我收束進角色美學的長期承諾，榮光因此耀眼，陰影也同樣濃重。NHK 最近把他的影像重新整理，做成了一套專輯，看完之後，對於歌舞伎的女形，會有一個完全不同的認識。
女形之美往往建立在觀眾看不見的地方。為了讓身形顯得纖細柔和，演員會以近乎苛刻的方式訓練站姿與步態，例如夾住紙張練習走路，逼迫腿部內收與重心控制；肩胛骨內縮以形成溜肩的脆弱感，讓整個上半身看起來更輕、更柔。即使在高強度演出中，身體再疲憊也不能讓痛楚浮上表情，因為女形呈現的不是「努力」本身，而是看似天生的優雅。
更殘酷的代價，藏在化妝的粉白裡。為了追求舞台上近乎不屬於人間的慘白妝效，歷史上長期使用含鉛白粉，即便已知鉛會造成神經障礙與鉛中毒，仍有人難以割捨那種在燈光下更「乾淨」、更能吸住目光的色澤。五代目歌右衛門晚年深受鉛中毒折磨，甚至在癱痺中仍堅持完成演出，彷彿要用最後一口氣證明。女形追逐的不是舒適與安全，而是把美推向極致時仍不退場的意志。這些細節讓人明白，女形的光彩並非脆弱，恰恰是把脆弱訓練成可被觀看的力量。
女形的歷史也曾經被戰爭撕扯過。二戰期間，演員被徵召或投入慰問公演，1945 年銀座空襲更摧毀歌舞伎座，使得劇場與表演者都面臨生存危機。戰後，盟軍最高司令部一度以題材「封建」為由，限制多齣經典演目上演，歌舞伎彷彿被迫在政治與價值觀的夾縫中重新自我辯護。幸好，在關鍵時刻，熱愛歌舞伎的美軍軍官福比恩·鮑爾斯奔走斡旋，向高層闡明其藝術價值可與莎士比亞並論，才讓禁令逐步鬆動，舞台得以復甦。
六代目歌右衛門曾經演出文學家三島由紀夫的作品，三島當時就是被歌右衛門的演出所震撼，三島發現從六代目歌右衛門演出的「黑齒之笑」可以讓觀眾感到肉體深處迸出的美感回音，於是為他量身創作劇本，把嫉妒、犧牲與煩惱等悲劇性情感，把這些情緒都交給女形的肢體去演繹。當代的人間國寶坂東玉三郎就繼承了歌右衛門的精髓。
坂東玉三郎並非出身名門，小時候是因為生病需要復健才來學舞，坂東玉三郎曾經因為身形條件過於男性化，甚至上場的時候，剛好處於變聲期，而被取笑。但是，他卻時時思考如何展現女形的優雅，像是以彎膝縮體，經過長年自我改造，磨出被稱為「奇蹟」的舞台花朵，並在2012年獲認定為人間國寶。
歌舞伎女形的延續並不只靠血緣與名號，就像國寶喜久雄曾經說過那句經典台詞「我好想把你的血大口大口地喝下去。」但是，最後也他也發現，真正的人間國寶，更多時候要靠的是一種願意否定日常自我、把身體交給虛構打磨的決心。現在「中村歌右衛門」的名號依舊空著，仍然象徵難以企及的高峰，那種在虛構中追索真實靈魂的精神，仍會在每一次登台時重新被點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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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月31日 星期六
音樂會 前進台北獨立書店！－12之12－童里繪本洋行
■童里繪本洋行
台北市大安區潮州街15號
maisontempsreves.com
請告訴我們書店的小歷史。
童里繪本洋行（Maison Temps-Rêves，下稱「童」）：童里繪本洋行，2016春天成立，名字裡藏著時間與夢。Temps，是流動的時光；Rêves，是在夜裡輕輕亮起的夢，也是夢想。有時候，人只是需要一個地方，讓腳步慢下來。不是為了想清楚什麼，而是允許自己暫時不必那麼清楚。翻開一本書，讓頁面發出細微的聲音，讓眼睛與心同時停靠。
成長的過程中，我們多少都把某些東西放在身後。那份對世界的信任、對細節的敏感、對未知的好奇。童里想做的，並不是把人帶回過去，而是提醒我們：那個「童（年）裡」其實一直都在，只是需要被輕聲喚醒。
「童里」，也是「同理」。在這裡，沒有被預設的讀者樣貌。年齡、背景、語言，都不那麼重要。重要的是，當你站在一本繪本前，是否能感受到另一個人留下的心跳與溫度。插畫是一種藝術，而繪本，每一頁都是一幅畫，每一次翻頁，都像在一個小小展場裡移動。
我們收集來自各地的圖文書。它們語言不同、風格各異，卻都在試著回答同一件事：人如何看世界，又如何與世界相處。選書時，童里在意的不只是故事是否動人，也在意線條的節奏、色彩的留白，以及那些說得很慢、卻留得很久的思想。無論你是創作者或讀者，或只是單純喜歡閱讀圖像的人，都可能在某本書裡，遇見一段與自己相似的心境。
近年來，童里的書架慢慢延伸，除了繪本，也開始出現圖像小說、小誌與藝術家書。較長的敘事，容納更複雜的情感；更自由的出版形式，讓創作者可以試探邊界、保留猶豫。這些書不一定輕巧，卻誠實。透過企畫、講座與書寫介紹，童里希望為這些作品找到願意停下來閱讀的人，讓閱讀成為一種對話，而不是消費。
在推廣的過程中，童里與世界各地的出版社、創作者來回通信，努力把一本書帶到讀者眼前。也邀請插畫家在這裡展出、分享，讓創作不只停留在書頁，而能被看見、被討論、被帶往更遠的地方。這些往返與交流，構成了一條細緻的閱讀路徑。
童里希望自己像一盞不刺眼的燈，在快速更迭的日常裡，為人留下一個可以坐下來的角落。從童心出發，也走向成熟；從感覺開始，慢慢抵達思考。讓書與人之間，保持一段剛剛好的距離，足以傾聽，也足以想像。
請用一句話形容你心中的台北。
童：在我心中的台北，是一座外表匆忙、卻總在不經意的角落保留了開放與多樣的城市。
在台北開設獨立書店，最困難的部分是什麼？
童：在台北開設獨立書店，最需要學會的，是如何在快速流動的城市裡，為書與人留出時間。每天的工作從整理書架、回覆來信、策畫活動開始，這些看似日常的細節，其實都是讓閱讀得以發生的準備。當城市節奏不斷往前推進，書店反而成了一個練習放慢的地方，提醒自己與讀者，閱讀本身就值得被好好對待。
策畫一場書展或講座，需要長時間的溝通與醞釀。從繪本延伸到圖像小說、小誌與獨立出版，每一次選擇，都是在替不同形式的創作尋找適合被看見的方式。這些過程不急著得到結果，而是在累積經驗，也在培養一群願意停下來閱讀「圖像敘事」的人。
最重要的，是在日復一日的實踐中，維持對書、對創作者、對讀者的信任與溝通。讓書店不只是一個販售書籍的空間，而是一個能夠持續對話、分享與想像的地方。在台北，獨立書店的價值，正是在這樣溫柔而穩定的節奏裡，慢慢成形。
開設獨立書店，最重要的一件事？
童：對我而言，開設獨立書店最重要的，是在選書、策畫與日常經營的每個細節裡，為讀者準備一條可以走進書中的路，讓閱讀不只是接收內容，而是一段能被陪伴、被回應的過程。同時替創作者守住一個能被理解、被細讀、也能安心嘗試的空間，讓作品不只是被陳列，而是有機會被好好看見、被慢慢回應。
開設書店以來，最難忘的一件事？
童：開設書店以來，最難忘的其實不是某一件特別的大事，而是每天發生的那些小小相遇。有人從很遠的地方來，有人只是路過走進來，帶著各自的生活與心情，在書架前停下來。翻書的時候，常常就自然聊了起來。
有的人會分享自己正在經歷的事情，有的人只是輕聲說一句「這本書好像在寫我」。話不一定多，但都很真。書就在中間，讓彼此比較容易開口，也比較安心。就這樣，一天一天地相遇、聊天、道別，再把這些片刻留在心裡。
回頭看才發現，正是這些看似平凡的交流，慢慢累積成我最珍惜的部分。書店之所以存在，好像也是因為這些不斷發生的相遇。
書店中你最喜歡的一個角落？
童：我最喜歡小木屋，因為它雖然是開放式的，卻自然形成一個讓視線停下來的地方。書展企畫與插畫家的作品被放在那裡，會與周圍的空氣、光線一起呼吸，不被隔離，卻又清楚地被看見。走過的人很容易被吸引，慢慢靠近，從翻書到看畫，視線在作品之間流動。對我來說，小木屋讓展覽融入書店的日常，也讓創作在開放之中，仍然保有被專心觀看的時刻。
請推薦書店內或台北當地不可錯過的伴手禮。
童：《Midi pile 滴答滴答，正午的戀人絮語》by Rébecca Dautremer。這是一場以時間為單位的約會。翻頁如倒數，心跳隨秒針推進；在層層紙雕與不透明水彩之間，等待被具體地看見，愛在正午之前悄然成形。
《Les petits 孩子》by Marion Fayolle。以極簡線條寫下成為母親的瞬間，無字圖像如詩流動，幽默而真切地映照愛、疲憊與自我重生的親職經驗與成長心理層次。
以書店為圓心，你會推薦來訪客人安排怎樣的台北一日遊？
童：早上：鼎元豆漿→自由廣場。一早先到鼎元豆漿，排隊的時間剛好醒腦。吃完後步行到自由廣場，空間開闊，很適合慢慢走一圈，館內也常有不同展覽，可以視當天狀況選擇參觀，讓身體與心情都慢慢進入一天的節奏。
中午：周邊午餐。中午可依當天心情選擇：想吃麵的話可選新屋客家麵、林記牛肉麵、老王紅燒牛肉麵或山嵐拉麵；想簡單一點，劉媽媽飯糰很剛好；若想坐下來慢慢吃，泰和樓也是不錯的選擇。
午飯後，最重要的行程是到童里繪本洋行。看書、看展覽，靜靜地待一會兒，感受圖像與文字之間的節奏。
下午：青田街散步。離開書店後，往過金山南路的潮州街、青田街走。這一帶有許多創意小店、咖啡館與小型藝廊，很適合邊走邊看，找一間喜歡的咖啡店坐下來休息。
晚上：永康商圈。傍晚再往永康商圈移動，吃晚餐、逛街，讓人潮與熱鬧為這一天收尾。
圖片提供：童里繪本洋行。
2026年1月30日 星期五
她用一句“你敢吻我嗎”，馴服了整個好萊塢
她19歲征服影史第一硬漢亨弗萊·鮑嘉，25歲成為希區柯克的“致命女郎”，銀幕上那抹睥睨眾生的“死亡凝視”，讓觀眾甘愿淪陷——勞倫·白考爾
🔥 從模特到傳奇：一個眼神改變電影史
1943年，19歲的白考爾還是《Harper's Bazaar》封面上的清純模特，直到導演霍華德·霍克斯在牙醫診所雜志上發現她。試鏡時她緊張到下巴發抖，卻因此發明了標志性的“低頭抬眼”動作——這個被稱為“The Look”的微表情，在《逃亡》（1944）中讓亨弗萊·鮑嘉手中的香煙險些掉落。
影片里她輕拍鮑嘉臉頰，吐出那句載入影史的台詞：“你知道怎麼吹口哨吧？把嘴唇湊過來，吹吧。” 電影上映后，全美男人涌向酒吧模仿這個動作，《時代》周刊驚呼：“她讓‘性感’有了新定義——像刀鋒抵住喉嚨時的顫栗。”
🖤 與鮑嘉的“毒藥與蜜糖之戀”
戲內她是抽著雪茄的蛇蝎美人，戲外卻成了25歲年齡差的“倒追者”。當45歲的鮑嘉猶豫“我都能當你父親”時，她直接懟回：“那你最好快點學會怎麼當情人。” 兩人在片場用摩斯密碼傳情，婚禮上她穿著設計師借的二手禮服，卻戴著他送的20克拉藍寶石項鏈。
這段被媒體唱衰的婚姻，意外持續12年直至鮑嘉患癌離世。他臨終前最后一句話是“再見，孩子”，而她守在醫院走廊吞下安眠藥，醒來后親手設計了他的墓碑：“他活著時不屬于任何人，死后依然自由。”
💎 希區柯克都不敢直視的“女斗士”
鮑嘉去世后，好萊塢等著看這位“寡婦巨星”隕落，她卻轉身用《愿嫁金龜婿》（1953）證明自己不是“硬漢的附屬品”。在希區柯克的《欲海驚魂》（1950）片場，她拒絕導演要求的柔弱哭戲：“恐懼不一定需要眼淚，顫抖的手指更致命。”
她是片酬最高的女星之一，卻因公開支持民權運動被FBI監視；她痛恨“鮑嘉遺孀”標簽，60歲重返百老匯斬獲托尼獎，72歲還在《狗鎮》里叼著煙斗教妮可·基德曼演戲。“男人總想拯救女人，直到發現她們根本不需要救贖。” 她在自傳中寫道。
🥂 “我的人生比任何劇本都瘋”
晚年的白考爾活成好萊塢“人形傳奇”：和弗蘭克·辛納屈傳緋聞，與杰奎琳·肯尼迪互寄毒舌信件，80歲還在《明星伙伴》里客串吐槽小鮮肉。2014年奧斯卡頒獎禮上，她拄著拐杖登場，僅用一句“晚上好，小混蛋們”就讓全場起立鼓掌三分鐘。
臨終前記者問她成功的秘訣，她眨了眨標志性的下垂眼：“永遠別讓男人覺得你比他聰明——但開槍時務必瞄準眉心。”
2026年1月28日 星期三
2026年1月26日 星期一
She broke off two engagements rather than compromise her soul—then spent her life writing poetry about women who died for love.
London, 1850.
Christina Rossetti was twenty years old when James Collinson proposed. He was handsome, talented, part of her brother's artistic circle. She said yes.
Then he converted back to Catholicism.
Christina was devoutly Anglo-Catholic—similar to Catholicism, but crucially, definitively different. She believed the theological distinctions mattered. Not just to her faith, but to her eternal soul.
She broke the engagement.
Her family was shocked. Her mother worried she'd never get another chance. Victorian women who refused marriage proposals—especially for religious reasons—were considered fanatics. Spinsters. Women who'd chosen God because no man would have them.
Christina didn't care what people thought. She cared about the state of her soul before God.
Eight years later, another proposal. Charles Bagot Cayley—a brilliant linguist, kind, genuinely devoted to her. He translated Dante. He understood her literary mind. He loved her poetry.
But he was an agnostic. He couldn't, in good conscience, claim to believe in God.
Christina loved him. By all accounts, this was the deepest romantic attachment of her life. She was thirty-four years old—well past the age Victorian society considered marriageable. This might be her last chance at conventional happiness.
She said no.
Again.
And then she went home and wrote some of the most achingly beautiful love poetry in the English language—all about women who couldn't have what they wanted. Women who chose death over compromise. Women who waited, unfulfilled, for something that would never come.
"Remember me when I am gone away, / Gone far away into the silent land..."
Christina Rossetti was born in 1830 into a family of Italian political exiles living in London. Her father was a Dante scholar. Her brother Dante Gabriel became a famous Pre-Raphaelite painter and poet. The house was full of art, literature, passionate conversation.
But while her brothers pursued fame and lived dramatically—love affairs, artistic movements, bohemian scandal—Christina turned inward.
She modeled for her brother's paintings when she was young. In one famous image, she's the Virgin Mary in "Ecce Ancilla Domini" (Behold the Handmaid of the Lord)—looking pale, withdrawn, almost trapped by the annunciation. It's haunting how much that painting captures Christina herself: a woman chosen for a divine purpose she didn't entirely want but felt compelled to accept.
In her twenties, she began publishing poetry. Not the grand, sweeping epics Victorian men wrote, but something quieter. More dangerous.
In 1862, she published "Goblin Market and Other Poems."
"Goblin Market" reads like a children's fairy tale at first. Two sisters, Laura and Lizzie. Goblin merchants selling magical fruit. But as you read deeper, the eroticism becomes unmistakable:
"She kissed and kissed her with a hungry mouth."
The poem is about temptation. About a woman who tastes forbidden fruit and becomes addicted, wasting away, dying from unfulfilled craving. About her sister who risks everything to save her—literally offering her own body to the goblins, letting their juices run down her face so her sister can taste and be healed.
It's about salvation through sisterhood. About female desire and its dangers. About addiction, ruin, and redemptive love.
Victorian critics praised it as a charming children's poem. They completely missed—or deliberately ignored—the sexual undercurrents, the homoeroticism, the suggestion that women's salvation might come from each other rather than from men.
Christina let them think it was innocent. She knew what she'd written.
She spent the rest of her life producing poetry that seemed simple on the surface but pulsed with suppressed passion underneath. Poems about women who died young. Women who waited for lovers who never came. Women who chose spiritual devotion over earthly fulfillment.
"When I am dead, my dearest, / Sing no sad songs for me..."
Her devotional poetry was equally intense. She didn't write comfortable Christianity. She wrote about spiritual agony. About the pain of trying to love God when your body wants earthly things. About the anguish of denying yourself in hope of heavenly reward.
She knew intimately what she was writing about.
By her thirties, Christina had developed Graves' disease—a thyroid condition that made her physically unwell, changed her appearance, deepened her sense of being separated from normal life. She suffered from depression. She spent long periods in seclusion.
But she kept writing.
She wrote devotional works that showed no easy answers. She wrote "Time Flies: A Reading Diary"—365 meditations on death, suffering, and faith that are beautiful and deeply unsettling.
She wrote children's poetry that seemed sweet but often had dark edges.
And she kept writing about love—always unfulfilled, always sacrificed, always just out of reach.
Here's what makes Christina's life achingly poignant:
She chose this. She wasn't forced into spinsterhood by lack of options. She had proposals. She had men who loved her. She could have married, had children, lived a conventional Victorian woman's life.
She chose God instead. Chose spiritual integrity over earthly comfort. Chose to live with unfulfilled longing rather than compromise what she believed was her eternal soul.
And then she channeled all that denied passion into poetry.
Every woman in her poems who dies for love, who wastes away from unsatisfied desire, who chooses death over dishonor—those are versions of Christina herself. She was writing her own buried life in metaphor.
"Better by far you should forget and smile / Than that you should remember and be sad."
In her later years, as illness worsened, Christina's poetry became even more focused on death. Not morbidly, but almost longingly. Death as release. Death as the end of impossible choices. Death as finally being able to rest.
She died in 1894 at age sixty-four, of breast cancer. She was buried modestly, without fanfare.
For decades, she was largely forgotten. When people studied Victorian poetry, they read Tennyson, Browning, her brother Dante Gabriel. Christina was a footnote—"lady poet," "devotional writer," safely categorized and dismissed.
It took until the 1970s for feminist literary critics to rediscover her work and recognize what had always been there: Christina Rossetti was one of the greatest English poets of the 19th century, writing with psychological complexity and emotional depth that most of her male contemporaries couldn't match.
She'd hidden revolution in religious poetry. She'd disguised eroticism as fairy tales. She'd written the inner lives of women who had no acceptable way to express what they felt.
And she'd done it all while living the contradiction herself—a woman of intense passion who chose intense restraint. Who felt everything and denied herself almost everything.
Think about the courage that required.
She could have married James Collinson. Plenty of interfaith marriages survived theological differences. But Christina believed those differences mattered for eternity, and she refused to gamble her soul for earthly comfort.
She could have married Charles Cayley. He would have made her happy. But she couldn't marry someone who didn't share her faith, couldn't build a life with someone whose eternal destination might be separate from hers.
So she lived alone. Wrote alone. Suffered alone.
And created poetry that speaks directly to anyone who's ever felt torn between what they want and what they believe is right. Between earthly desire and spiritual calling. Between the life they could have and the life they must choose.
Christina Rossetti proved that you don't have to live a conventional life to write about love. Sometimes the deepest understanding of longing comes from denying yourself what you long for.
Her poetry doesn't resolve into easy comfort. It sits in the aching space between wanting and having, between body and soul, between this world and the next.
Because that's where Christina lived her entire life.
In the tension. In the contradiction. In the beautiful, agonizing space between.
She refused marriage twice for her soul's sake. She wrote poetry that made those refusals immortal.
And she proved that a woman's denied passion, transformed into art, can outlive every conventional happiness she might have chosen instead.
"Remember me when I am gone away..."
We do, Christina. We remember. Because you wrote the longing you couldn't live, and made it eternal.
{PS}
2026年1月25日 星期日
"All roads lead to Rome" 諺語「條條大路通羅馬」，源自於連接羅馬首都及其領土的龐大放射狀道路系統，總長25萬英里。文化意義：這句諺語被廣泛認為是通往同一目標的不同路徑的隱喻，早在 1391 年傑弗裡·喬叟的作品中就出現了這句諺語。《條條大路：羅馬古道與羅馬之旅的歷史探索》2026
人工智慧概述
「條條大路通羅馬」是一句諺語，意思是通往同一目標或結果有很多不同的方法、途徑或途徑。它源自於羅馬帝國龐大的放射狀道路網絡，暗示著不同的行動最終可以殊途同歸。
起源：這句諺語源自於連接羅馬首都及其領土的龐大道路系統，總長25萬英里。它源自於12世紀阿蘭·德·利勒的一句拉丁語名言：mille viae ducunt homines per saecula Romam（千條道路永遠通往羅馬）。
歷史背景：這句諺語指的是奧古斯都皇帝豎立的金里程碑（Milliarium Aureum），所有主要道路都被認為是從這裡輻射而出，使羅馬成為中心目的地。
用法：它用來描述這樣一種情況：儘管採取了不同的方法或途徑，但最終結果卻相同。
文化意義：這句諺語被廣泛認為是通往同一目標的不同路徑的隱喻，早在 1391 年傑弗裡·喬叟的作品中就出現了這句諺語。
"All roads lead to Rome" is a proverb meaning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methods, paths, or approaches to achieving the same goal or result. Originating from the extensive, radiating road network of the Roman Empire, it suggests that diverse actions can lead to a common, inevitable conclusion. - Origin: The phrase stems from the vast 250,000-mile road system built to connect the Roman capital to its territories. It is famously rooted in a 12th-century Latin phrase by Alain de Lille: mille viae ducunt homines per saecula Romam ("a thousand roads lead men forever to Rome").
- Historical Context: The phrase refers to the Golden Milestone (Milliarium Aureum) erected by Emperor Augustus, from which all major roads were considered to radiate, making Rome the central destination.
- Usage:It is used to describe a situation where, despite different approaches or methods taken, the final result or outcome is the same.
- Cultural Significance: The proverb is widely recognized as a metaphor for diverse paths to a single goal and is also found in literature as early as 1391 in Geoffrey Chaucer's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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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1月新書】📚起步走！上市
❖ 《條條大路：羅馬古道與羅馬之旅的歷史探索》
❖ 作者： 凱瑟琳．芙萊徹/ 譯者： 韓翔中
❖ 當我們走在路上，就踩著歷史的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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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數千年，從古羅馬帝國鋪展到今日的歐洲大地，每一條道路都是文明的紋理與人類故事的匯流。《條條大路：羅馬古道與羅馬之旅的歷史探索》全新上市，邀你一起踏上這場穿越古今的歷史之旅。
✨ 重塑古代道路的歷史脈絡
羅馬大道不只是石頭堆砌的路面，它是連結帝國疆域、文化與人群的動脈。作者以道路為視角，揭示羅馬道路如何塑造文明的興衰與交流，也如何將不同人群、文化意識與命運緊密連結在一起——從羅馬到伊斯坦堡，從西班牙到蘇格蘭的古道故事一一呈現。
✨ 深入人心的歷史敘事
本書不只是對古道的堆砌考據，而是融匯旅人、商隊、軍隊、朝聖者、文學家與流亡者的軼聞軼事，讓道路變成一種理解過去的方式。跟隨作者的筆觸，你將看到古代世界如何透過道路連通，也見證道路對文化、戰爭、信仰與旅行的深遠影響。
✨ 跨越古今，激發閱讀旅程
無論你是歷史愛好者、旅行迷，還是對歐洲文化與文明演進充滿好奇的讀者，本書都將帶來豐富的知識與嶄新的視角。它不僅是歷史叢書中的一部卓越作品，更是引領讀者審視自己腳下世界連結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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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推薦
王健安｜《祝大家文藝復興》作者
楊馥如｜旅義文化作家
潘薇綺｜輔仁大學跨文化研究所博士、歷史與文化兼任副教授
戴郁文｜《祝大家文藝復興》作者
——誠摯推薦（依姓名筆畫排序）
這是一本真的在「循著歷史腳步」的傑作：探索羅馬道路網如何成為歐洲歷代社會進化的基因鏈。它既是讚頌羅馬道路宏偉與其神祕魅力的詩篇，也是一本充滿知識吸引力的書籍。——麥可．史考特（Michael Scott），華威大學（University of Warwick）古典學暨古代史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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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紹
#凱瑟琳芙萊徹（Catherine Fletcher）
研究文藝復興與現代早期歐洲的歷史學家，著作頗豐，上一本出版的書籍為《美與恐怖：另類義大利文藝復興史》（The Beauty and the Terror: An Alternative History of the Italian Renaissance），曾入選《泰晤士報》2020年年度好書。芙萊徹現為英國曼徹斯特都會大學歷史系教授，經常擔任BBC節目主持人。
#條條大路 #羅馬古道 #走進歷史 #文明的足跡 #道路與帝國 #古羅馬 #歷史旅行 #用腳步閱讀歷史 #閱讀 #出版 #新書上市
2026年1月24日 星期六
愚蠢不愚蠢與學歷高低無關，看了會令人掉淚 。
蔣萬安敬邀台北市歷來最偉大的市長，已年屆87歲的黃大洲先生至市府做專題演講 ~
台北市最後一任官派市長，也是有史以來貢獻最大的市長！
李四川最近提到黃大洲的貢獻，台北市民都在享受這些貢獻，其中也包括當年批判黃大洲的人，現在大多數市民也早忘記他了。
黃大洲不擅言詞，參選第一次民選市長落敗毫不意外，但他推動基隆河截灣取直，今天才有內湖科學園區，也才有許多河濱公園，才有還算乾淨的基隆河岸。
可是當年他被許多「水利專家」罵得體無完膚，內湖科學園區已是台北市稅收樞紐，根本就是台北市的「護市神山」，年營業稅額已超過新竹科學園區。
黃大洲拆除中華路商場涉及的商家安置、補償、抗爭，規模之大，既是空前也是絕後。
今天中華路的市容脫離髒亂，那種魄力不是後來幾位市長所能望其項背。
黃大洲拆除七號公園違章建築區，那是全台規模最大的髒亂市區。
孫越主演的「搭錯車」其主題曲蘇芮演唱的「酒矸倘賣無」，就是以七號公園中的雜亂違建區破屋爲背景的故事。
黃大洲將全區的汽車修理廠、養猪場、魚塘、污水池、眷村、違建户、國際學舍、多個球場全部拆除，並力爭排除中正紀念堂的預定選址，參考紐約中央公園，整建成大安森林公園，能建成這麼大面積的「城市之肺」，成就足以讓歷任市長汗顏。
但是，當時胡亂責罵黃大洲的政客卻遍及藍綠兩陣營。
黃大洲始建台北捷運，其規劃路線遭到很多人盲目反對，木柵線原本要經過木柵市區，但當地的市民、里長、議員群起反對。
理由是：
「反對在市區蓋鐵路」以及「施工會帶來交通和商業黑暗期」。
最後，木柵線捷運沒有經過木柵，乾脆改名爲文湖線。
當時，木柵線的終點站要設在政大附近，但是政治大學從校長、教授到學生會，都莫名奇妙的列出一大堆反對事由。
最後，一位只有小學畢業的里長，站出來說：
“ 你們不要我們要。”
他就是動物園捷運站所在地的里長。
可見台灣人的愚蠢跟學歷無關。
其實，這還不是最愚蠢的人，黃大洲規劃板南線的南港終點站，原本是在中央研究院，不在南港展覽館。
但是，有位諾貝爾獎得主的大咖，反對他的理由更奇怪，他認為捷運站會帶來人聲吵雜，影響最高研究機構的學術品質，研究員可以騎腳踏車來回搭捷運就行。
可見，台灣人即使拿諾貝爾獎還是ㄧ樣愚蠢。愚蠢是不分教育程度，也不分學術成就的。
難怪，這位大咖後來搞教改，會搞得亂七八糟！總之，最後台北捷運在黃大洲的努力下，終於慢慢開花結果。
現在每天搭台北捷運的人很多，但也都不知道黃大洲是誰了！
本人當年任職交通部，奉派參加黃大洲市長的演講，口才欠煽動性，但言之有物。除以上的政績外，還在大台北的國小、國中、各個大小公園，均建地下停車場。
此外，建國南北高架橋下改為停車場，台北市至今仍是世界中大都會中，最不會塞車的大都會。
蔣萬安市長能感念大洲市長，可見身邊有賢人，能感知感恩前人。
布魯斯
王榮文 2026/1/18-24五感全開紀事：僕僕風塵做事，幾乎天天都有尾牙
這一週是尾牙週。週一遠流、週三誠品和吳靜吉創造力基金會、週四文訊、週五龍應台基金會。尾牙是溫故履新，一方面感恩過去，一方面期許未來。出版人很珍惜誠品的迎春宴，希望誠品年年賺大錢，代表閱讀產業永遠充滿希望。
這一週我還做不少事，除了畫畫、打球，還接待尊敬的朋友孫靜源夫婦逛華山、並認識張上淳胡芳蓉醫師伉儷等新友人。共伴計劃見面會也很精彩，他們意外得到來訪的吳思華教授的指導。週四風麈僕僕回義竹，為3/31天來美術館的開幕首展作準備，趕回文訊尾牙還唱與大川祖胤上台合唱思慕的人，之後與天團女將到彭園隔壁錢櫃K歌至深夜11:30才回家。
這一週最佩服的是李永豐。從媽祖來看紙風車排戲，他發想「椅子會」，啟動368兒童藝術工程第三波巡演的募款新模式，並巧妙地與師父吳靜吉的經典名著《青年的四個大夢》連結，用這本書來啟發對人生迷惘、或受挫折的年輕人。蔡英文前總統、蕭美琴副總統和許多名人都響應號召，買書簽名送給需要的人。
啊，謝謝這位懷有使命感的超級推銷員。我愛你❤️出版人都需要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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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小說改編──電影、電視劇、舞台劇（上）
▋《廣島之戀》打開少年電影眼
上個世紀當電影這種結合科技與人文的嶄新藝術形式初問世的時候，馬上有人宣稱：小說已走到盡頭，將被電影取代。當然這是危言聳聽，其實，小說的生命依然旺盛，只是形式有所改變。的確，相較之下，有些場面，電影占優勢。例如大型戰爭、崇山峻嶺的鏡頭，小說平面文字的描寫就不免吃虧。然而小說、電影還是以人為中心，小說對於人物塑造、人性刻畫、心理分析等等就要略勝一籌了。所以小說與電影相生相剋的關係一個多世紀以來糾纏不清，小說改編電影而且成為經典之作的比比皆是。早期如《魂斷威尼斯》，近期如《斷背山》，至於《亂世佳人》獲得十項金像獎，票房至今仍屬冠軍，是小說改編電影最成功的例子。
我從小愛看電影，念大學時，周末有時到西門町電影街去趕兩場，看完新生又去趕萬國，但那時期讓我印象最深刻的一部電影卻是在台北戲院碰巧看到法國大導演亞倫•雷奈的《廣島之戀》。台北戲院是個老電影院，座椅都是硬木板的，平常只放映日本片，如紅極一時的《請問芳名》。觀眾誤以為《廣島之戀》也是一部日本浪漫苦情片，看到一半，大概覺得不知所云，走掉大半。亞倫•雷奈這部經典之作扎扎實實讓我大吃一驚：原來電影可以這樣拍的！那時我們在台大外文系辦《現代文學》雜誌，正好引介了詹姆斯•喬伊斯、威廉‧福克納、維珍妮亞•吳爾芙現代主義的作品，而這幾位小說家都是運用意識流內心獨白的高手，剛好與雷奈這部新潮流電影代表作《廣島之戀》接軌。這部電影完全是用女主角內心獨白意識流的手法貫穿全劇，敘述戰爭核爆給人類帶來的殘酷斲傷。德國侵占法國，女主角卻不顧輿情與德國士兵戀愛，被視為叛國，剃光頭髮，德國戀人則被槍殺。電影故事開始，女主角到日本廣島參加拍攝一部國際反戰、反核爆的影片，與廣島一位已婚日男有一段一夜情，兩個受戰亂重傷的肉體靈魂，在片刻歡悅之間，相濡以沫，昇華了人世間的苦難。我沒有看過比這部更深沉、更哀傷的電影，但看完後得到的訊息和啟示卻是：人與人之間超越種族、國籍以及一切人為阻隔的愛，才是這個紛擾塵世唯一的救贖力量，最後這部電影提升了我們，給了我們精神正能量。
▋黃金時代
上世紀五○、六○、七○這幾十年，是美國好萊塢、歐洲、日本、香港電影的黃金時代，傑出導演、經典之作層出不窮，我在這段時間真是看了不少好電影，有形無形之間，我的成長以及創作，恐怕多少還受到這些電影的影響。五○年代，我在香港念初中的時候，白光、嚴俊主演的《血染海棠紅》上演，紅極一時。我在九龍快樂戲院看到這部電影，當時電影公司為了宣傳，敦請主角明星隨片登台，我就在快樂看到了白光，她穿著一身火紅晶亮的旗袍，梳了一個鳥窩頭，樂隊敲打起來，白光便進進退退踏著倫巴舞步，展開她那慵懶低沉的歌喉，唱了一首電影中的插曲：〈東山一把青〉。其實《血染海棠紅》只是一部黑道頭目與妓女之間恩怨情仇的社會寫實片，可是白光唱的〈東山一把青〉這首歌卻深深印在我的記憶裡，慢慢醖釀，最後變成了《台北人》中〈一把青〉那篇小說的源頭，歌詞中有一段：
今朝呀走東門
明朝呀走西口
好像那山水往下流
郎呀，流到幾時方罷休
這首歌好像講中了女主角朱青一生漂泊的命運。抗戰後，白光在上海，她的歌唱出了那個時代的滄桑與悲情，又帶著一點大都市的頹廢。德國籍的瑪琳•黛德麗（Marlene Dietrich），法國巴黎的伊迪絲•琵雅芙（Edith Piaf），她們都唱出了二戰後時代的悲涼。戰爭摧毀了人類的文明，這幾位歌手替眾生發出了心底裡無言的哀痛及惶惑。⋯⋯（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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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台北國際書展新書活動 📖
日期：2月6日（星期五）
時間：晚上19:15 - 20:15
主講：白先勇、曹瑞原
講題：《白先勇的戲夢人生》小說影劇改編故事
地點：主題廣場
會後簽書會：聯合文學展位D304
📚作者：白先勇·採訪撰文：何華《白先勇的戲夢人生》限量作者親簽版，全台各大書店、網路通路均售，「親簽版」線上購書，請見留言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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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月23日 星期五
無顏直面余英時
【按：下引視頻的標題錯了，應該是《養士：余英時與普林斯頓中國學社》。然而在我，進入這個「養士」群，竟然是安知禍福的，禍在當初我有多項選擇，如去哥倫比亞大學，不來普大便躲過車禍一劫；然而那樣我便遇不到余英時，失去的不僅是知識教誨，更是「先人活的生命力」，先生為我指點迷津：人的困境只能求援於人世的精神力量，那蘊藏在文化傳統中的無數先人積累的巨大資源，唯此方能超越有限的此生，與綿長的人類活的生命接榫。如此幸運，一如福音或神蹟，怎能不令我感恩備至！】
一、壯思堂
普林斯頓大學正門在拿騷街，右拐第一個路口，就是華盛頓街，臨街的Jones Hall, 東亞系所在地，一棟古樸的建築物，裡面有系辦公室、教授們的辦公室兼課堂，二樓是葛思德圖書館，一樓盡頭還有一間議事廳，高懸一匾額，上書「壯思堂」三個大字，據說是書法家傅申題匾；這棟Jones Hall（瓊斯樓）就叫「壯思堂」，我猜是諧音。
毗鄰一棟建築Palmer Hall（柏墨樓），走道相通，此處前身是世界聞名的Palmer Physics Laboratory，當年愛因斯坦就在這裡授課，或也是他的實驗室，後來這裡的學生更有一說，Palmer Hall的地底，搞不好還埋藏了一些輻射殘餘。東亞系余英時教授的辦公室兼課堂，就在兩棟樓銜接處，他的弟子王汎森回憶：
『這個「壯思堂」大有來頭，因為過去數學系就在這裡，所以愛因斯坦也常在這活動。電影《美麗心靈》中，納什（John F. Nash）一開始聽系主任訓話，講到冷戰時期數學家應有的報國之道的那一幕，就在「壯思堂」。』
傳說納什後來得了精神分裂，始終沒能寫出博士論文，也無法工作，但是數學系留下他，讓他可以使用普大的學術資源，於是「壯思堂」又演出雨果《鐘樓怪人》（《巴黎聖母院》）的當代版。
如此帶有傳奇色彩的學術重鎮，未知哈佛耶魯有沒有？所以我說「壯思堂」乃神聖殿堂，接下來——
『普林斯頓大學教授余英時說：「北京通緝名單中的好幾位著名人物在我們這兒」。來到這裡的著名人物是：天體物理學家方勵之，軍隊鎮壓天安門廣場學運後他曾避難於美國大使館；其他人包括廣場學生領袖柴玲、前經濟體制改革所負責人陳一諮、總書記胡耀邦的智囊阮銘、激勵學運的電視片《河殤》製作人蘇曉康和中國頭牌記者劉賓雁。普林斯頓，新澤西一個兩萬五千人口的大學城，具有提供政治避難的傳統，1930年代一些流亡領袖從納粹德國來到這裡，包括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和托馬斯•曼，1960年代史達林叛逆的女兒斯維特蘭娜•阿利盧耶娃，也在此生活過幾年。』（《時代》周刊1991年四月29日）
八年後，普林斯頓出現在我自己的第一本流亡自傳《離魂歷經自序》中：
『記者從世界各地蜂擁而至﹐拍照錄像的都有﹐照明燈一直打到「狐狸跑」來﹐「精英」們上英語課甚至考駕照﹐都跟著采訪。這樣的「流亡」大概古今中外從未有過。舒服是舒服﹐但有一樣﹐是大家都拿命當兒戲的﹐即駕車。三十五歲以上者占多數﹐亦多數買二手車﹐若按美國交通事故機率的那種算法﹐年齡大和二手車是兩大因素﹐這里恐怕就高得驚人。
「今天又是美國的什麼節﹐孩子都不上學﹐一早就聚到我們家﹐整整折騰一天。我買菜﹑做飯﹐一天不知忙得什麼。曉康又在接受采訪。昨天和今天他都在接受采訪﹗中午聽說誰出了車禍﹐不寒而慄。天知道我開車的運氣如何﹖」
補記﹕妻子買菜﹑做飯﹙給客人備茶﹐還得管孩子﹚﹐丈夫則只做一件事﹕接受采訪——日記里這兩句真的很傳神﹐是「流亡度假村」的寫照﹐家家戶戶大約都如此。』
這是傅莉的日記，我摘進《離魂歷經自序》中，描述她初到普林斯頓的不適，巧在她的記錄中就有《鏗鏘集》的影子——『照明燈一直打到「狐狸跑」來』，我找到的舊照片，便有一張恰好是張國良率《鏗鏘集》攝製隊在我家拍攝，鏡頭裡是傅莉在廚房整理什麼。
記得張國良當時還問我：將來結束流亡之後回了國想做什麼？「辦個電視台！」我順口答之。這是1991年中秋之夜《鏗鏘集》第一次採訪我，可知當時我雖流亡，仍心意極高，滿懷抱負。
然而，留在《離魂歷劫自序》中的卻是：
『（九一年中秋節﹐傅莉來美國還不到月把﹐一個晚會散了之後﹐她回家黯然在日記裡寫了幾句﹐車禍後我才偶然讀到。﹚
「今天是中秋節﹐也是三年來第一個團圓節。十二年前的今天﹐我和曉康結婚上廬山﹑泰山﹐時間過得讓人不敢相信。剛才曉康說﹐你看你已經老了﹐當年登泰山﹐外國留學生還說你漂亮哩。我說﹐你這麼說太讓我掃興了。但我的確老了﹐還一事無成。真讓人傷心。……」』
十八年後，二〇〇九年春，一個週二，我約好香港《鏗鏘集》劇組的兩位編導薛友德、潘達培，到普大東亞系的「壯思堂」做採訪，他們從香港就聯絡我，計劃拍攝《鏗鏘集》六四二十年特輯 《走過二十年》。
這時我們已經搬到德拉瓦，在九三年車禍後離群索居的第十六年，《鏗鏘集》是否知道這些變故，我其實並不清楚，我卻彷彿覺得，讓他們來德拉瓦拍攝，跟流亡似乎不搭界，要找一個比較神聖的場所才好，就想起來「壯思堂」，十八年前《中國學社》常在那裡開會，於是聯絡東亞系秘書惠小姐，很多年來一有事情她還會打電話給我。
我也必須帶上殘廢的傅莉，可是怎麽好帶她去壯思堂呀，於是我給普鎮的一個朋友艾達說好，將傅莉「寄居」她家幾個鐘頭。那天在一夜雨水之後，清晨還濕漉漉的，我們冒雨穿越費城南郊到普鎮艾達家，放下傅莉，我再去接《鏗鏘集》劇組進「壯思堂」。
堂內寂無一人，窗外雨水潺湲。一張巨大的長方形會議桌，繞桌一圈椅子，靠牆還有另一圈椅子。堂內的空氣中，懸浮著一股書香氣，我眼前又出現在這裡seminar的情景，我們不敢稱「上課」，權且叫「研討會」，請來各科名師，希臘哲學、柏拉圖的republic、羅馬衰亡與中世紀、希臘悲劇、羅馬法、英國憲政史、啟蒙運動等……。此即慈善家約翰•艾略特先生的恩賜。
東亞系由余英時教授領銜組成一個理事會，告訴流亡者要選舉一個委員會，自己管理自己。獲選前來的，大凡中國一時之選，都是名氣很大的精英，“文人相輕”流弊甚重。論資排輩，劉賓雁、陳一咨、阮銘三位都是主席的人選，但是阮銘公開動員“選蘇曉康”，結果硬是把我架上了火盆。事後傅莉指著阮銘說：“你安的什麽心，要害我們曉康？”
從學社開張，到九三年夏末我遭遇車禍，期間籌辦過幾次討論會；因為都是耍筆桿兒的人，少不了也會發表一批文章，但人事上波瀾不斷，是是非非,令我心灰意冷。其中只有一件事，是艾略特先生的美意，他覺得大家既然來了長青藤名校，學府裡遍地是大牌教授知名學者，不是多少可以學得真東西嗎？於是假借「壯思堂」為教室，遍請各科名師輪流來講。誰承想精英們興趣不大，遲到、缺席、厭煩、懶散，經反覆整飭，才勉強學完。據說令老先生頗寒心。（《離魂歷經自序》）
也許為了他，我至今還留著一張單子：
The seminar of Princeton China Initiative
(Sept 1991)
9-17 The Republic and Plato Prof. Furley
9-18 End of the Ancient World Prof. Peter Brown
9-23 History and Film Prof. Davis
9-25 Greek Comedy Prof. Zeitein
10-2 The Athens democracy Prof. Ober
10-9 Roman Law
10-15 The history of England Constitution
10-22 The Reformation at 16 Century Prof. Lowe
10-23 Issues in Early Modern Europe Prof. Jeums
12-3 Comparative Revolutions Prof. Surus
12-4 Censorship Prof. Grafton
二、收藏家艾略特
一九九五年春天，傅莉出院整一年，學社同仁劉賓雁、朱洪夫婦陪約翰．艾略特先生來“狐狸跑”我們住所看傅莉。她神態持穩，應答妥貼，頗顯舊日風貌。約翰還問起我們的兒子，叮囑別耽誤他讀書。其實，我們那時一句英語都不會說，也聽不懂，要靠翻譯。朱洪是流亡者裡唯一能講英語的人。所以約翰跟「中國學社」成員的交流非常有限，也很少露面。我作為當時學社的負責人，跟他幾乎沒說過一句話。尤其遺憾的是，一個西方慈善家與一群中國流亡文人的故事，至今沒有進入任何文本。
是這位約翰．艾略特先生，使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出現了“六四”流亡者組織“中國學社”；它的英文名稱Princeton China Initiative就是他命名的。我們聽到的傳說，艾略特是中國古字畫收藏家，一天他簽好一百萬美元支票要買什麼，那天早晨新聞裡正在報導北京坦克上街殺學生；他震驚之下，將這張支票寄給普林斯頓大學校長，希望以此幫助普大的中國留學生。校長責成東亞系辦理此案，散居世界各地的一批八九流亡知識份子，後來分別收到帶有菊黑雙色盾牌校徽標誌的邀請函。
不幸艾略特先生几年後病重，住進費城賓州大學醫院。九七年夏一日陳淑平告訴我，她陪余先生趕往費城探視，說他已是植物人狀態，靠儀器維持生命，不知還認不認識他們，但迎以微笑。余太太說她看到這微笑，心裡還是安慰的，認不認識都是次要的了。我心裡恍惚了幾日。我能很清晰的回憶起艾略特先生的微笑，很慈祥的微笑。傅莉九五年之前幾乎沒見過他，但是她自離魂中醒來，就從茫茫時空中揀出“約翰”這個名字，沒有忘記因這個人我們才得以落腳普林斯頓，而那關乎蘇單獲得了很好的中小學教育，是她一輩子感恩的事情。我也很想去醫院探望他，卻走不開身。後來聽說他弟弟決定為他拔掉管子。原來他才六十九歲。真是人走如燈滅。
兩個月後我參加了約翰．艾略特的追思儀式，在校園裡最瑰麗的亞歷山大教堂內的理查森廳，有室內樂隊伴奏，上台致詞的人都會朗讀一首懷念他的詩。這種悼念方式，優雅而略帶哀傷，我還是第一次親歷。那些詩我大多聽不懂，只對一首巴赫有所觸動。致詞者也歷數約翰一生好事，卻沒人提他捐助支援中國八九流亡者，一個字都不提，令我有種尷尬的感覺，彷彿我們跟他徒然一場。不知這是約翰生前即有此意，還是致詞紀念他的人強加附會？音樂一停我就走了。後來聽說在場的流亡者也頗覺不快。一個時代、一場壯舉、一個好人、一種歷史，卻又掺雜了一點荒誕。我身陷此中也不能抽身。將來如果有人要寫世界流亡史的話，我希望不要忘記寫上約翰•艾略特的名字。荒誕是我們整出來的；在他，唯有慈祥與優雅。
三、余英時釋證陳寅恪
中國是地蠻天荒了的一個世界——不管你稱它現代化﹑社會主義還是專制，在文化上，它已歷盡變窮，墜入非驢非馬之境，而在這「蠻荒」之後的我們，似乎再不能越過那道「蠻荒」的惟幕，因而又得了無文化的“文化癖”。說斷裂鴻溝壕塹都可以，問題是你如何逃出這道惟幕﹖都說讀書大概可以。但我讀了一本書之後才知道并非如此——隔在「蠻荒」這邊的我們的語言同那邊人的語言，已經無法溝通，你認識的那幾個中國字也未必幫得上忙。
這本書是『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盡管著者余英時教授進在咫尺，可我讀到這本書卻繞了很大一個彎子。整個1994年里，我每周帶妻子去紐約城里作三次針灸，停車在曼哈頓街頭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我怕吃罰單，安頓好她就回車里來守著，在那摩天摟群的峽谷里，唯一能作的事只有漸漸靜下心來看書。當時的心境與世隔絕，看不進報刊雜志和閑書，仿佛是為了同那“後現代”的曼哈頓風景作對，我下意識偏偏只願讀中國古詩詞，於是一本俞陛雲的『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便同妻子的各種藥物一起隨身攜帶。其實我能讀出點味道的只有從小偏愛的東坡稼軒二位，但讀來讀去就受不了東坡式的空豪放，更覺出稼軒的沉重和絕望，心境也隨之墜入“更舊恨新愁相間”。那么遙遠的南宋式的興亡感懷，此時令我心動者，或在個人不幸，和某種漸漸襲上心來先前未曾感覺到的流亡真實。
忽一日，偶然看到“詩文”二字便拿了這本『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上路。坐在車里讀起來，驟然被一個“文化遺民”之精神世界所震懾。說實話，以我膚淺的古詩詞閱讀能力，對此書深義的理解只能是皮毛的，但我所被“震懾”的，是陳寅恪在他晚年詩文中設置的一套暗碼系統，無疑是一道用來抗拒「蠻荒」的屏帳，恰好對我們也形成一道無法逾越的鴻溝，若非余英時的破解，這個“中國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存活到地變天荒之後，因“未嘗侮食自矜，曲學阿世”而遭受的精神折磨，將任隨歪曲無人知曉﹔而中國罕見的一個學貫中西的讀書人，在中國文化“歷盡變窮”最後二十年里的文化反映和心靈苦難，也將永遠煙沒。這又正好可以用來解釋，為什么現代中國會繁殖著象我們這樣的「反傳統」的一代又一代。
很奇怪的是，「五四」以來直到毛澤東所鑄成的鄙視讀書人的一種“傳統”，教「蠻荒」以後的我們從來把中國知識分子視為“無脊梁骨的”的一群，對我們來說，支持這種成見的最有力證據，正好是1949年以後中國絕大多數大知識分子對毛的臣服，那些如雷貫耳的名字，從郭沫若﹑馮友蘭﹑茅盾﹑范文瀾，到「文革」中被逼自殺的老舍﹑吳唅，還有科技界的錢學森等，仿佛代表著整個人類文明的死去。這場“改衰翁為奼女”中的例外，過去我們僅知儲安平和馬寅初二位，但後來我看到的資料顯示，馬寅初他老人家最初也是對新王朝頗唱贊歌的，後來到人口政策上才敢犯龍顏，而較早就犯了龍顏的另一位大儒粱漱溟卻終身不再啃氣。這好象都不涉及知識和學養的問題，也并非人們至今垢病不已的人格問題，大陸人常愛說，如果魯迅活到49年後一定是個大右派，我卻覺得未必。這好象關設到一種文化精神＿＿與知識和學養緊密聯系著的讀書人〔或稱知識分子〕對文明的最後底線。讀了余英時詮釋的晚年陳寅恪，我才知道這底線是什么。
中國發生地變天荒之際，讀書人敏感到的棟梁摧折﹑家國興亡，以1949年為最後界限，在此前後大多“乘桴浮於海”了。留下來的人面對的“當世之巨變”，不只是財產剝奪﹑政治清算，知識分子更要接受洗腦換心的一套陳寅恪稱之為「改男造女」的閹割手術。如果分析一下當時的史料，你會驚訝的發現其實毛澤東遇到的阻力并不算太大，他甚至不必效仿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就取勝了。這原因就是陳寅恪詩中形容的「涂脂抹粉厚幾許，欲改衰翁為奼女」，即最著名的大知識分子們竟是群體性的向馬克思主義一邊倒，其中又很少不是留過洋的學者教授作家。中共這個暴力集團徵服神洲，一半靠的是知識界的自動繳械，并以其知識的權威協助毛澤東把他的假馬克思主義立為國教，雖然所有人後來又都因此而劫難重重。
但是，對這段中國讀書人的恥辱史，作純粹政治性指責和道德非難，不是一個有欠公允的問題，而是回避了更本質的東西，即他們的作為將如何面對他們信奉的知識﹑價值系統及其背後支撐著的人類文明，這就是底線。而這個底線，并非只設在中國傳統之中，它也是西洋文明的根基，讀書人能不能守住這個底線，便是一種文化的操節。這段歷史里，有一個不幸羈留大陸，以至“看盡興亡目失明”的老人，便不肯曲學阿世，樹新義以負如來，「支撐衰病軀，不作蒜頭搗……獨依一枝藤，茫茫任蒼昊」。這大概是1949年以後唯一還講讀書人節操的一個大知識分子。我讀余英時詮釋的晚年陳寅恪，從他悲愴的詩文里透出的這種節操，並非民間一般的忠義氣節，而是一個讀書人對知識﹑學問﹑終極價值，總而言之，對一種文明的承偌。這種承偌，更悲劇性地表現在他晚年中止了平生“喜談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特別是對隋唐歷史空前絕後的研究，轉入「論再生緣」和「柳如是別傳」兩部巨著，也是他個人的「所南心史」，在「而今舉國皆沉醉」時孤獨地到歷史中重新發掘這種文化精神。
這種「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式的文化承偌，在繁衍成世界最大文化載體的中國人當中，不幸只有一種人還視為己任，即余英時在書中多次花費筆墨，“從顧炎武的『亡國』與『亡天下』之辯，到陳先生論王國維之死”，反複向深陷於保守與激進兩極對立中的現代人解釋的、一個屬於中國的古典群落﹕文化遺民。陳寅恪是不是最後一個﹖這引起我對中國之“文化遺民”的由來和沿革的興趣，繼而是對明末士大夫之“天下”觀和亂世感受的興趣，於是又找另一明末“文化遺民”方以智的有關書籍來讀，再受震懾。
陳寅恪對王國維的那篇著名的『挽詞序』，也許要算這個文化群落的“絕唱”﹕“蓋今日之赤縣神州值數千年之巨劫奇變﹔劫盡變窮，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此觀堂先生不得不死，遂為天下後世所極哀而深惜者也。”這種“同命而共盡”的殉情境界，是唯有視此一文化為最高理想者才能達致的，只有在他們看來“文化”才是一個生命體，而不止是信仰、知識、規距。這大概是一種文化的貴族精神╴╴希臘文化中有一種知識的貴族精神，這種精神在西方造就了不平庸的大思想家。王國維和陳寅恪，都是中國現代少有的“舊學邃密，新知深沉”而沒有世俗名聲的大師級人物，學養上深得“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精髓，對古今中西不持籠統之見、極端之說，並已打通傳統與現代之間的隔閡，中國的學界本是有希望在他們的引領下，走出文化困境的，卻荒唐地把他們當作“遺老”“遺少”拋棄。這或許才是中國無可救藥的要害。
在中國逐漸淪入蠻荒之境的漫長過程中，尤其在近代激進化思潮以細微之沫漸成「驚雷破柱，怒濤震海之不可御遏」後，對綿延數千年的一個文明尚肯承偌者，真是寥若晨星﹔而對九泉之下的承偌者能激起“同情的了解”的當今之人，也是寥若晨星，如余英時教授。讀他一二十年前寫的這些文字而使人汗顏者，在於歷史學可以通過個別代表人物的具體表現來研究某一文化，特別是那種面臨著劇烈變動的文化的命運 ，而“中國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的悲劇意義，就是今日中國文化消沉歇絕的大悲劇濃縮，所幸還有這位中西古今「實證」和「詮釋」參伍之真功底者，以剝蕉見心的方式箋釋前人，得以穿越最後一位「文化遺民」的神秘暗碼，將那文化精神捧還於人間，為中國人留下「明明直照吾家路」的火種。
四、忽到龐公棲隱處
歷史學家余英時教授仙逝。我跟友人們在一陣慌亂之後，終於證實了噩耗。我往余府打電話，未能接通，無聲仿佛就是告別。掐指已三十年，只覺得沐浴余先生之春風，享受的豐厚教益是一生都用不盡的；尤其我和傅莉，在劫難中得到余英時陳淑平伉儷的堅實慷慨的扶助，恩德重於山。這一番普林斯頓的際遇，一位大師級學人賜予我們的，不止精湛的知識，還有更偉大的人格力量，我的「六四流亡」因此而成莫大幸運。
普林斯頓小鎮，被一條小街糖葫蘆似的貫穿，南端伸出去的簽子，接206號小高速，逶迤而去，一路都是參天古木，夏季尤為綠蔭深濃。那一帶是普鎮精華，林木中散落棟棟宅院，讓我油然想起王維輞川絕句里的“仄徑蔭宮槐，幽陰多綠苔”。這個世紀之交的十幾年里，我驅車往返那叢林小徑不知幾何，常常不是伴隨著翻騰的思緒，就是悲傷的咀嚼，皆因這是我生命中劫難的一段歲月，而小徑之旅每每又是受用不盡的精神陶冶。
大凡是造化的捉弄，一眾六四流亡者被那常青藤名校接納，落腳普鎮，我也忝列其間。大家在東亞系弄出一個流亡項目，有一次請歷史學家余英時講講什麽是歷史。他說，你們是創造歷史的人，寫歷史則是另一回事情，你須先知道前人說過什麽，然後才知道你能說什麽。當時在座的，有不少八十年代如雷貫耳的角色，且剛剛逃出一個血腥歷史，然而“創造歷史的人”竟是寫不來歷史的，這是後來才知道的。我則非但沒有寫成什麽史，反而跌入一場“離魂歷劫”的個人災難史，流亡項目散了，我卻滯留下來又多年。
“很多人問起你，你也要考慮做些什麽，不能說人就這麽廢了吧？”
一九九四年夏季，有一天余英時先生叫我去他府上，他剛從台灣回來。我被崩潰感籠照，已有年余，前景一片空白，又求神求佛都不應。先生為我指點迷津：人的困境只能求援於人世的精神力量，那蘊藏在文化傳統中的無數先人積累的巨大資源，唯此方能超越有限的此生，與綿長的人類活的生命接榫。這種活的生命，也只隱然昭示在極少數被現代人所不屑一顧的“文化遺民”的蹤跡里。
兩年後，余先生又相送《後世相知或有緣》、《陳寅恪與儒學實踐》兩件手稿的覆印件，那是一九九六年夏天，他也是剛從台北回來，其中《陳寅恪與儒學實踐》便“完稿於台北旅次”。近乎墨新書香的兩件文字，令我回家連夜讀得如饑似渴，驚嘆不已：一是陸健東《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猶如一次“史學重構”，完全印證了余英時八十年代初對陳詩的釋證，恐為當今僅見的學術奇跡；二是，該書收錄陳寅恪《對科學院的答覆》：“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之於俗啼之桎枯；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當箭牌；我就做韓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如果有人再作詩，他做李商隱也好。我的碑文已流傳出去，不會煙沒。”這種氣概，余先生稱之為“一九四九年以後中國知識階層史上一篇別開生面的大文字”，但是這文字對於我輩而言，四九後身在大陸卻未知“天蠻地荒”，也看慣了“衰翁變奼女”，就有石破天驚之效。
那次在余府我又同余先生談了近六個小時，旁及人生和學術諸多話題。先生說我：你靜心修練幾年，會成完全另外一個人。他說，為中國憂慮的人常常會遭遇大不幸。你要從困境中擺脫出來，跳出來你才更理智清醒，纏在里面不好。要有長期準備了，也許是一輩子沒有盡頭的，從最壞處著眼，期望不要過高，你才不至總被失望擊倒。去同歷史上的優秀人物接通心靈，充實自己。陳寅恪四九年後就是在極度的悲苦中只寫心史的。我想談陳寅恪，先生則對我談了很多粱啟超，他說，超越自己的過去不容易，梁啟超就是靠接受新知不斷超越自己，後來康有為都說“我不如卓如”。
後續幾年，我直接就在余太太陳淑平的引領下，從普林斯頓“1915級的優秀生”王賡開始，一路寫了張幼儀、徐志摩、陸小曼、林徽因、賽珍珠等一個“五四人物”系列。常常是在美國東岸被暴風雪襲擊的那些苦寒日子里，用小紙條貼滿書的精彩處，再去圖書館找其他參考書。我的英文也是那時候才讀通的，寫林徽因時參考一本英文傳記，有耶魯史景遷的一篇序，寫得大氣磅礴（余在耶魯任教時，陳淑平是史景遷的中文助手），我翻不出來去請教余先生，他教我如何從意思而不是從詞句上翻譯這類英文，最後還是他親自潤色的。（後來台灣出版這書中譯本時，譯者很欣賞我譯的這幾句，全搬過去了，還付我幾百美金。）那時余先生見我沈浸在徐志摩的往事里，竟送了一套徐志摩全集給我，我是頗醉心徐的散文，尤其是寫杭州西湖的文字；但是回望上個世紀初的這些巨靈才媛，都是何等了得的人物，卻哪一個不是“一年三百六十日，風刀霜劍嚴相逼”？
“五四人物”練筆，其實是我的一個“書寫覆蘇”，不久我便應楊澤之邀，在時報《人間》副刊寫起一年“三老四少”，最後由季季編輯成書《離魂歷劫自序》，這個書名就是我向余先生討來的。這本書寫到結尾時，屋後出現郁金香，開得正盛。余先生暮色里悄悄來看過那神奇的花。
余府仍掩映在那叢林中，小徑狹窄而坑凹不平。那時余先生還在教書，府上門可羅雀，余太太照料著他的飲食起居，大西洋颶風或暴風雪會刮斷樹枝電線，掩埋道路，他們一直到退休後還住在那里。
2001春天普大有一場“中國的過去與將來”國際學術會議，其實余先生的榮退典禮，我去聽了兩天他的弟子們发言，覺得他們是被“余老師”訓練得可以做學問了，都是從很小很專門的一點出发去研究，如王梵森談明清盜版問題，羅志田則談民初的《山海經》熱，羅是唯一從大陸趕來的，變得很俏皮，說余先生在大陸如今已是“一尊偶像”，某人從海外回國捎來一本書到處炫耀：“這本《土與中國文化》最暢銷。”
余英時的“士魂商才”，就是中國版的韋伯“新教倫理”，講的都是一種正派商業精神，中外皆然，我在美國生活感受很深的一點，也是這個東西，美國人人炒股，天上掉餡兒餅的大有人在，豪宅名車卻遊手好閑的人約十分之一吧？但那十分之九都視其為當然，沒有嫉妒兩個字，自己依然老老實實賺辛苦錢，一分是一分，我周圍都是這樣的人，小康而快樂。中國大概要恢覆到這種境地，才是正道。
大體來說，市場經濟之下，必須經過一個很長的法制形成過程、銀行系體完備過程、保險制度完備過程、必要適量的福利制度完備過程等等，才可能把傳統的權力交換徹底轉換為市場交換，其間無數的社會化細節大概要費百年歲月，才能漸進完成，而且還必須在一個風調雨順、安定的百年里。由此而見，中國的一切，最終還是歸結到不能激進，余英時的歷史觀在此便尤其顯出深刻。
浩瀚的中國典籍，是沒有“童子功”就不得入門，也無處問津的，有趣的是，余英時這樣的“童子功”教授，全世界也沒剩幾個了，他從耶魯走後，那里的中國研究，就只剩下史景漢這個不靠中文也可以一輩子給洋人寫中國古典故事的牛津漢了。往下美國學界還會不會產生一個余英時，就希望渺茫，所以西方漢學的危機已是可以看到的了。依我看，美國學界如果懂行，似應在普林斯頓或耶魯，讓余英時這樣的碩果僅存者，從中國找幾個幼童來，關在校園里，不碰英語，專門辦私塾，也許還可以一脈香火傳承。
余先生也常說“對中國這個民族失望”。2000年法國高行健獲諾貝爾文學獎，一大早就有電話來采訪，我說這是他個人的榮譽，跟中國和中國現代文學無關，台北的楊澤一聽就笑起來說“真是怪人怪語”。其實瑞典煞費苦心，還是嘲弄了中國當局和中國現代文學，余英時說他很高興這種選擇，但也怪我說得太極端。高之獲獎，至少是一個常識，即中文人才大量流失，流到中文意義世界之外去了，而中文世界品質下跌，通俗占據主流，陽春白雪已成絕響，種種下里巴人的說書、童話、言情、武俠、連環畫洶湧澎湃；相反則是，在中文世界之外，卻可養育孤獨的中文精華。後來高行健的演說詞出來，我立刻傳真給余府，余先生隨之來電話說“真好，不卑不亢，有自信”，並移用蘇東波句，稍改兩字贈高：“滄海何曾斷地脈，白袍今已破天荒”，非常精當。
2006年底余英時獲克魯格獎。余英時的眼光，實非眼下一般中國學人所能比肩者，在於他視此獎為“西方社會如今更平等的看待中國這種古老文化”、“是真正有興趣脫離‘西方為中心’的思維”，這種虛懷若谷，乃儒家真道，他的感言也是對中國傳統的一次重估：第一、中國傳統是“轉軸時代的原創超越”；第二、在與早期印度佛學和晚近西學的比較中認識中國傳統，擯棄“中國中心主義”；第三、中國的“朝代循環”不似西方模式；第四、中西文化、價值的重疊、共識多於對抗。這麽高屋建瓴的概括，中國學人中無第二人可為，其支撐不僅在學養，更在心胸氣度，即一種態度，從余的身手可以看出，中國文化失落的更是一種態度。
從這里也可窺見余的學養何以圍繞、尊崇兩人：陳寅恪和胡適，前者長於印度佛學東漸中土的學識，後者則慧識於晚近西學東漸，此相距兩個千年的文明演化，昭示中國傳統應對變局、順應大勢，皆依據內在感悟到的人類共通價值，而這也是余英時堅守人權、人道、民主價值的根柢。近六十年中土的變局，則是傳統衰微而沈渣泛起，一百余年中土應對變局唯有激進之道，終於是耗盡自我精萃而又未得普世真道，兩廂落空，直面此情境，余英時潔身自好，凜然拒斥一切誘惑。他一直講兩個字：“骨氣”。
然而，從普大退休的這位講座教授，後來自願給自由亞洲電台做“特約評論員”。2011年秋某日，余先生打電話來問，紐約時報稱香港歌劇《中山逸仙》在北京的演出突然叫停是何故，我查網上說中共忌諱紀念“辛亥百年”有影射之嫌，急速降溫，於是找了有關信息傳真過去，他要準備在自由亞洲電台的節目講講，接連打了三次電話找不到我，我出去采購了。晚上陳淑平來電話才講出原委，原來余先生日前與北京《經濟觀察報》記者馬國川訪談《回首辛亥革命》，是近來他極精彩的談話，國內封殺，卻被董橋欣賞而刊登於《蘋果日報》。我這才找來閱讀，果然把所謂“晚清變革”、“辛亥意義”捋得一清二楚。近十幾年，“反‘反傳統’”漸成主流話語，進而對“辛亥推翻皇權”作負面詮釋、否定孫中山已成時髦，一個替代的說辭，即“西太後亦做了改革”堂而皇之成立，卻是欲為中共今日“不改革”辯護。哪知“批判激進主義”的大師，率先肯定“辛亥”、否定“晚清變革”、極言“滿洲黨”不肯改制才誘发革命，進而肯定革命並非“暴力”，甚至“軍閥割據”才有多元空間而生出“五四”，比比皆歷史洞見，非“大師”不敢言也。由此便也印證“所有歷史皆當今史”，不從當下出发說歷史則無異於空談妄說。余英時滿腹經綸，把玩古今於談笑之間，卻不沾一絲迂腐或高深，當今一人而已，學問可以安身立命的境界，大抵如此。
兩年後我搬離普鎮去余府告辭，老兩口拉我進去聊得戀戀不舍，余先生說：“我們是朋友，日後多回來看我們。”他拿出一頁草稿說是“借宋代談中國傳統政治”，我問是朱熹嗎，他說是的，五十萬字已大致寫完。陳淑平在旁透露了一句：“下一本書他也想好了。”“什麽？”“《唐詩與佛教》”，我的天，真是一部大書！
2000年底我有一則日記寫道：余英時為文稱八九年以來是“天地閉、賢人隱的十年”，此句出自《易經》，他說此話如今只對那些不識時務的知識人才有意義；在早已無“神”的“神州”，知識分子被“先鋒隊”視為“亂源”，“墨儒名法道陰陽，閉口休談作啞羊”，陳寅恪1953年的詩句覆見於新千禧年伊始之際，這不是“天地閉、賢人隱”又是什麽？感恩節前陳淑平告訴我，余先生的表妹張先玲，兒子王楠被子彈打死在天安門廣場的一個母親，要來美國探親了，他們約在華盛頓見一面。節後余先生來電話：“告訴你一件奇聞，這次見了張先玲才知道，她的妹妹原來是丁關根的太太，也就是說，這個丁關根居然是我的表妹夫，不過我完全記不得張先玲下面還有一個小妹妹，五十多年前我在他們家住過一年，對她還有一點模糊印象，他們桐城張家，出過兩個宰相的。這事只告訴你一個人，不能傳出去啊。”秋天他從華盛頓國會圖書館訪問歸來，我們在電話上聊起大陸暴富風景，他說他對民主制度在中國，短期內已不做預想，我估計他的失望也包括近來台灣的亂局，那麽我問他，難道中共就此穩坐下去了？“我想，大概要等那一代人都走完了才行，就像蘇聯，恐怕是要七十年的，放心，你是可以看到的，我則看不到了……。”他說。
去年深秋，有人從國內，帶來一套“余氏老宅”的照片給我，起初我想沖洗出來，寄給普鎮余府，出去找到最近一家洗印店，未料那里的設備偏偏壞了，我也沒去再找一家。回家跟傅莉商量，她則一再勸阻我：“你去打擾余先生幹啥？他已經死了回家的念頭。”據捎來照片的人講，安徽潛山的余氏老宅，現已定名為“余英時故居”，作為當地旅遊資源而整修裝潢一新，照片可見於故居正堂上高懸“五世同堂、七葉衍祥”匾額，乃乾隆禦賜；另有一間屋子上懸掛“余英時主臥室”字樣。這就是余先生文墨中常常寫到的“潛山縣官莊鄉”，“在群山環抱之中，既貧困又閉塞，和外面的現代世界是完全隔離的。官莊沒有任何現代的設備，如電燈、自來水、汽車，人民過的仍然是原始的農村生活”，“我的八、九年鄉居使我相當徹底地生活在中國傳統文化之中，而由生活體驗中得來的直覺了解對我以後研究中國歷史與思想有很大的幫助。”（《我走過的路》）
余英時從那個山鄉走出來，再也沒有回頭。聊天時他曾跟我說，1978年他曾隨美國學術代表團訪華，看到的是“城郭如舊人民非”，他发誓不再踏上那塊土地。記得1993年秋我們在水牛城出了車禍，余先生余太太搭火車趕來，我把余先生從病房拉到外面，哭著說“我想帶傅莉回國去”，他很詫異我有這種不切實際的念頭：“共產黨會那麽仁慈嗎？” 整整二十後，2003年春我父親癌癥病危，中共就拒絕給我回國簽證。這個時間長度，顯示了一種洞穿力，至今中國人中鮮少具備它。
“我是1950年從羅湖橋走出大陸的。”有一次也是聊天中余先生說。一個皖南青年，從那山鄉走出來，在改朝換代之慘烈變局中，極偶然地逸出中國本土的大崩壞，先香港後美國，經西方教育系統訓練，造就成為當今中國人文第一人。
2026年1月22日 星期四
台北國際書展2026 (2)：大塊文化：讀何壽川 (S. C. Ho， 1945~)的回憶錄.....工廠， 農場，現場等，才有真知識 ......。《循環在有無之間》； ✸群學書展首發書✸ 《科學與技術研究導論（第二版）》 𝘈𝘯 𝘪𝘯𝘵𝘳𝘰𝘥𝘶𝘤𝘵𝘪𝘰𝘯 𝘵𝘰 𝘴𝘤𝘪𝘦𝘯𝘤𝘦 𝘢𝘯𝘥 𝘵𝘦𝘤𝘩𝘯𝘰𝘭𝘰𝘨𝘺 𝘴𝘵𝘶𝘥𝘪𝘦𝘴, 𝟤𝘯𝘥 𝘦𝘥. #世貿一館A1109 #2月3日至2月8日 ⠀ AI、核能、代理孕母、演算法黑箱…… 如果科技真的「客觀中立」，為什麼科技總是使人爭論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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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學書展首發書✸
《科學與技術研究導論（第二版）》
𝘈𝘯 𝘪𝘯𝘵𝘳𝘰𝘥𝘶𝘤𝘵𝘪𝘰𝘯 𝘵𝘰 𝘴𝘤𝘪𝘦𝘯𝘤𝘦 𝘢𝘯𝘥 𝘵𝘦𝘤𝘩𝘯𝘰𝘭𝘰𝘨𝘺 𝘴𝘵𝘶𝘥𝘪𝘦𝘴, 𝟤𝘯𝘥 𝘦𝘥.
#世貿一館A1109 #2月3日至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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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核能、代理孕母、演算法黑箱……
如果科技真的「客觀中立」，為什麼科技總是使人爭論不休？
人文與理工領域，又是為何以截然不同的角度看待「科學」？
我們熟悉的鍵盤，以QWERTY字母為首，看似是最合理的設計；
但事實上，它並非因為打字速度快才勝出。
究竟，是什麼力量決定技術的命運？又該怎麼評判科技的成敗？
「已經存在、已然完成的科學，是我們人類所知的東西中，最客觀、最非關個人的事物。而正要誕生……的科學，則好似人類所從事的其他事業，受到主觀、心理的因素影響。」──愛因斯坦
歷史早已一再證明：真正生存下來的產品，往往不是「最好的」，而是最被社會接受的。從鍵盤、錄影帶規格戰，到AI的算力軍備競賽，技術是否存續，從來不單單取決於軟硬體效能，而是關乎它在市場、法律與使用習慣中，能爭取多少支持。技術，終究是社會選擇的結果。
這種「選擇」不只發生在工廠，也發生在實驗室裡。科學證據的判讀並非唯一，實驗室的知識生產，也充滿了科學家協商與操作的痕跡。這凸顯出「科學與技術研究」（STS）的核心關懷，亦即：研究機構的制度脈絡、科學家心領神會的內隱知識等要素，如何共同構築「事實」。
一旦某種理解固定下來，爭議便逐漸退場，先前的質疑亦被悉數封裝進黑盒子。留在眼前的，是一件不容挑戰的完成品；我們都忘了它曾經充滿裂隙，只看見無懈可擊的表面。這正是今日，科學與技術「客觀」樣貌的所在。
《科學與技術研究導論》誠摯邀請您一同「開箱」你我習以為常的科學。資訊爆炸的年代，在思索科技是否取代人類之前，我們首先需要回到問題的起點。本書將帶領讀者踏出理解科學與社會關係的第一步，判讀技術如何在網絡、文化與權力之中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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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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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古鑑今，藉由歷史回顧，激發對於當今科技倫理的反思
第一版的此書廣受好評，再版時則是擴充了大量的科學史與技術史案例。全書恪守不以成敗論英雄的「對稱性原則」，對那些被拒斥的邊緣科學或失敗技術投入足量關注；這類視角比起尋常的商場成功敘事，更能還原科技演進的真相。此外，增訂版內容還進一步深化了對智慧財產權、數位版權管理（DRM）、學術資本主義及科普傳播等現實議題的剖析。在技術政策層面，本書關於審議民主與「專家vs.常民」權力關係的辯證，足以為關注科技素養的現代公民，提供極具深度的思辨空間。
▌破除技術與科學的雙重迷思
除了挑戰傳統科學觀，作者也重新審視了兩種常見的技術觀點：一是認為科技單方面推動歷史的「技術決定論」；二是認為「技術＝應用科學」，而忽略了技術有著自身的知識傳統。除此之外，其他簡化的科技假定如「技術中立」、「工具論」等等，也都在書中被逐一解構。
▌哲學層次的進階辨析
憑藉深厚的科學哲學底蘊，書中對於歸納法、基礎論、實證論的拆解，以及對蒯因、孔恩、波普和維根斯坦的思想爬梳，都有助於揭露「常識科學觀」的盲點。而針對實在論與建構論的辯證思索，更是回應了當代最重要的學院爭論。作者在論證過程中所援引的思考工具，亦有助於讀者破解偽科學或狹隘科學主義的話術。
▌實用且完備的概念體系
內文詳細梳理了科學社會學最具代表性的兩大脈絡：愛丁堡學派與ANT（行動者網絡理論），並納入學界對這些主流立場的反省。作者更進一步從本體論出發，提出一套通用的解釋模型，使得讀者在探索經驗事例時，能有明確的理論架構可供參照，諸如結盟、轉譯、偶然性等概念，皆轉化為可操作的分析工具。這套體系亦深入探討技術設計者與使用者間的相互影響，藉此找回過往常被忽視的「使用者能動性」。
▌關照科技界的不平等與性別向度
全書深入探討了科工領域的性別化現象，並納入「立場論」等STS女性主義流派的深刻洞察。這些理論視角不僅描繪出一幅清晰的概念藍圖，更可直接運用於透視科技職場與AI設計中的階級或性別盲區。以此，讀者將能從權力結構的角度，理解知識生產的真實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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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迴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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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說是最棒的科學與技術研究（STS）導論書籍。就入門書而言，作者豎立了高標準的寫作清晰度。本書完美結合了重要的歷史背景與深層的哲學和社會學概念。至於本書最大的特點，莫過於穿梭於各章的Box專欄，以個案研究、定義及範例，讓每位讀者都能從中挖掘切身相關的議題。
──學術書評比期刊《Choice》
論證仔細，同時以平衡的方式呈現各方論點；主題的切入既清晰又明快；帶給讀者的整體印象是，STS乃是一個有堅實基礎、並且未來可期的領域。
──科學社會史期刊《ISIS》
本書填補了科學與技術研究領域入門書籍的空白。作者以充滿巧思的方式，將哲學問題與主流的批判性社會科學觀點結合起來，對於該領域的一些最具影響力的思想家也有很好的概述。
──Sheila Jasanoff│哈佛大學STS暨科學史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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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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瑟吉歐．希斯蒙都（Sergio Sismondo）
社會學者、加拿大皇后大學（Queen’s University）文理學院哲學系教授，專長為科學社會學、科學哲學。他是科學與技術研究（STS）領域的重要學者，長期探討科學知識背後的社會建構、權力結構與商業影響。
希斯蒙都教授是頂尖期刊《科學的社會研究》（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之主編，著有《無神話之科學：論建構、實在與社會知識》（Science Without Myth: On Constructions, Reality, and Social Knowledge）與《科學的藝術》（The Art of Science）等。他特別關注製藥產業，並在《醫藥幽靈：大藥廠如何干預醫療知識的生產、傳播與消費》（Ghost-Managed Medicine: Big Pharma’s Invisible Hands）中揭露製藥公司如何影響醫學知識的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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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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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宗德
清華大學通識中心與社會學研究所合聘副教授，英國愛丁堡大學社會學/科技與社會(STS)博士。研究興趣為科學爭議、機器人，以及電腦模擬的STS和科學哲學議題。另譯有《「科學的思考」九堂課》、《論文教室》，和校訂《透視科技與社會的九道工法》、《準點發車》等書。
黃上銓
畢業於台大社會所。現為出版社編輯。負責翻譯本書第二板新增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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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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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說明與編輯體例
序言
第一章 科學與技術研究之肇始
第二章 孔恩的革命
第三章 對功能論科學社會學的質問
第四章 階層化與歧視
第五章 強綱領與知識社會學
第六章 科學與技術實在的社會建構
第七章 女性主義科學認識論
第八章 行動者網絡理論
第九章 關於技術的兩個問題
第十章 實驗室研究
第十一章 爭議
第十二章 標準化與客觀性
第十三章 修辭與論述
第十四章 不自然的科學與技術
第十五章 公眾對科學的理解
第十六章 專家知識與公眾參與
第十七章 知識的政治經濟
參考書目
索引
2026年1月19日 星期一
老黃好像第一次承認，Blackwell量產曾經一度造成公司極端的痛苦。但這個訪談基本上說明了Nvidia的公司文化，由創辦人由上至下的貫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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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nsen Huang 在這場深度訪談中，分享了他對領導、企業文化、AI 未來發展的獨特見解。這位執掌全球最重要半導體公司的 CEO，坦承自己「只是剛好在經營一家非常重要的公司」，並強調成功來自於堅守根本原則。
#從發明到落地：創新的完整鏈條
Jensen 認為 Nvidia 最大的優勢不只是發明技術，而是能將技術轉化為產品並推向市場。「有無數公司和研究人員發明了技術，他們會說『這個我早就做過了』或『這個我想過了』。」但真正的創新者必須同時具備發明產品、發明策略、發明生態系統的能力。
「當你把一個故事講得夠久，你會開始覺得它已經發生了。」
AI 的相變： #規模帶來質變
當某件事變得快上千倍、大上千倍、或小上千倍時，就會產生「相變」，結果往往出乎意料。
Jensen 指出，真正的突破來自自監督學習。「我知道會有一個技術障礙，就是讓電腦能夠在沒有人類標註的情況下自己學習，因為人類會成為瓶頸。當這個突破發生時，我知道我們要起飛了。」
如今 AI 正在學習蛋白質的語言、細胞的語言、量子的語言，甚至改變了我們表達資訊的方式。「這有點像是我們突然變得太聰明了，以至於英語本身都改變了。我們可能開始用形狀來溝通，就像電影《乘降》一樣，光是看著形狀就能傳遞大量資訊。」
#第一性原理：信念必須有根基
「你的信念不應該建立在軼事上，不是因為別人說了什麼你就相信。你必須推理出你為什麼相信這件事，把推理分解成穩固的第一性原理，而且要定期檢視。」
這些原理必須錨定在物理學或基本事實上。「如果它們不穩固，如果因為某些原因改變了，你就重新評估，然後繼續前進。如果你相信某件事，你就有責任為它做點什麼。」
Jensen 強調他不斷在腦中進行這種推理練習。「我會回顧過去，注意到哪些假設是對的，哪些其實是錯的。這教會你如何向前推理。」
#CEO的本質：每天都在贏得這份工作
Jensen 用一個獨特的比喻形容 Nvidia：「Nvidia 既不是教堂也不是監獄。你不必來，你也不必待著。」
「在治理良好的公司裡，CEO 向董事會報告，董事會向股東報告。如果 CEO 沒做好，就會被解僱。這種心態讓你保持謙遜、保持警覺，你每天都在贏得你的工作。」
有人問他是否熱愛這份工作，他的回答是：「我不是每天都愛我的工作，但我每天都全力以赴。」
#61位CEO的組織結構
Nvidia 有將近 60 位直接向 Jensen 報告的主管。「這 60 個人中，每一位都可以成為其他公司的世界級 CEO。我在他們面前不斷推理，每一個決定都是在他們面前做的，成功、挫折、挑戰、逆境都在他們面前談論。所以某種程度上，Nvidia 有 61 位 CEO。」
#招聘哲學寧缺勿濫
「空椅子比坐著錯的人好，所以我從不急躁。不管缺少 CEO 還是任何 VP，公司都會繼續運轉。」
他面試了 22 位 CFO 候選人才找到 Colette。她第一週問他希望她當多久的 CFO，Jensen 回答：「只要我們還活著，直到死亡將我們分開。任何其他答案都是錯的。為什麼要有結束日期？」
關於什麼造就優秀的員工或領導者，Jensen 坦承沒有標準答案。「他們都很聰明，都很能幹。但 Nvidia 的魔力在於團隊的化學反應，以及公司的性格。而性格來自某個地方。」
企業性格： #從痛苦中鍛造出偉大
Jensen 以 Grace Blackwell 的量產為例：「讓它進入量產幾乎壓垮了我們公司，但我們不讓它發生。它極其複雜，規模極其龐大，期望極高。我們達成並超越了這些期望，這百分之百是性格的展現，不是智慧，不是努力工作。」
「比賽結束時，我們作為團隊輸了，但毫無疑問是誰掉了球。我們對此很清楚。但因為我們有安全的環境，所有過去掉過球的人，包括我自己，從來沒有人因為掉球被開除。」
他相信公司可以將偉大鍛造進員工身上。「這家公司從我們身上折磨出了偉大。這就是我們的魔力：你可以經歷這一切，不失去這個人，公司也不放棄你，同時發生。只要隊友付出了全部的自己，對我來說就夠了。」
#專注的藝術：尊重他人的技藝
「我喜歡看人做飯、做園藝、做他們熱愛且擅長的事。去餐廳我總是喜歡坐在吧台，離廚房近一點。我尊重他們的技藝，被他們對工作的投入所啟發。你從那個時刻出來總會有所收穫。」
另一個角度是他總想幫助別人成功。「當 CEO 打電話給我尋求合作或建議時，我希望他們成功，不是為了我的利益，是為了他們的利益。我喜歡看別人成功，喜歡自己能稍微幫上忙。」
#智慧勝過速度：給年輕世代的建議
「我個人認為 Morris Chang 工作到 80 多歲還這麼敏銳，這真的很不可思議。如果要找『大器晚成』的定義，維基百科上可能會有他的照片。能在人生中最有生產力的時期持續 50 年，這怎麼會是壞事？」
Jensen 承認 20 多歲時確實思考更快、專注力更強。「但完全被忽略的是更有智慧、更有策略性、思考更長遠的能力。我不知道你怎麼能不經歷這些事情就學會這些。」
「雖然我現在思考沒有以前快，但我更快地得出正確答案，因為我有智慧、模式識別和更好的策略思維。所以我可以和任何 20 歲的人較量一整天，他們贏不了我。」
#童年的教訓：意志力的啟蒙
Jensen 回憶母親教他們英語的故事。「我媽媽根本不會說英語，但這並沒有阻止她每天教我們。」她甚至沒有高中畢業，只是買了一本韋氏詞典，寫下英文單詞和中文翻譯讓他們記憶。
「這教會了我：即使你不知道怎麼做某件事，它也不應該阻止你。有多難呢？」
#五年後的世界問題將變得渺小
「毫無疑問，電腦將從我們編程的東西，轉變為在我們指導下自己編程的東西。過去我們教電腦日語，未來我們會告訴電腦去學日語。」
電腦將能處理比今天大十億倍的問題。「許多可解決的問題受限於我們自己對如何表述問題的想像力。」從數位生物學到量子物理、甚至交通堵塞和智慧電網，一切都會變得簡單。
「回到過去，每個人都說這是個很難的問題。未來它會看起來很簡單。五年後，這將成為每一位科學家、工程師、創業家的心態：過去所有困難的問題，現在都變得容易處理了。」
Jensen 認為這會讓人更忙，而非更閒。「如果每個我們想出來的問題看起來都更容易解決，我們就會想出更多問題來解決。過去被擱置的事情現在都上了桌面，過去太貴不敢嘗試的實驗現在都該試試。」
Vibe Coding： #縮小技術鴻溝
「任何人現在都可以成為軟體工程師，vibe coding 創造出的軟體比很多軟體工程師寫的還好。」
他提到 Loveable（瑞典新創公司）的 CEO 告訴他，很多人用他們的工具創建小型企業，現在每年賺 200 到 300 萬美元。「他們被歡迎進入世界經濟，不再被技術所阻礙。」
「比起 50% 的工作會消失，更可能的是 100% 的工作會改變。而且很可能今天因為不懂技術而沒有工作的人，現在都可以謀生了。」
#領導的脆弱性：CEO 需要幫助
「我不知道有多少次是用『我需要你的幫助』來開始對話的。通常我真的需要你的幫助，而且你真的是唯一能幫助我的人。人們一直很慷慨地幫助我，分享知識，教我怎麼做事。」
「這可能是 CEO 的真正人生課題：這是一個令人驚訝的脆弱位置。我是公司裡唯一一個沒有別人幫助就什麼都做不成的人。」
CEO 的孤獨主要在腦海中。「你在試圖解決棘手的問題，和自己對話很長一段時間。每一次重新發明公司，我可能和自己說話了幾千個小時。在那段時間裡確實很孤獨。但我們也必須認識到，每個人都想幫助我們成功。」
#重新定義聰明
當被問到遇過最聰明的人是誰，Jensen 拒絕直接回答。
「智慧、解決問題、技術能力，這些是商品。我們即將證明 AI 最容易處理的就是這部分。每個人都認為軟體工程是終極聰明的職業，看看 AI 最先解決什麼？軟體工程。」
「我個人對聰明的定義是：處於技術敏銳度和人類同理心交叉點的人，有能力推斷未說出的、看不見的、未知的事情。能夠看到轉角處、預見問題的人才是真正聰明的。」
「那種直覺來自資料、分析、第一性原理、人生經驗、智慧、感知他人的結合。這將是未來對聰明的定義，而那個人在 SAT 上可能考得很糟。」
#公開演講的焦慮
Jensen 澄清一個普遍的誤解：他不喜歡公開演講。「公開演講把我嚇得半死。現在我對兩週後的 GTC 華盛頓特區深感焦慮，已經焦慮了一個月。」
「公司會議比財報還讓我害怕，因為他們是世界上對我最重要的人。我在簡報上能告訴他們的一切，我已經在某個影片上說過了。你永遠不會回家對家人講 GTC 演講內容。所以它必須是真誠的、獨特的、有意義的。我完全不知道結果會怎樣，直到結果出來。」
#無知樂觀是一種超能力
如果可以重來，Jensen 會選擇在他們那個年代當 20 歲的人。「我認為我們的 20 歲比現在的 20 歲更快樂。每個人都應該有一段時間是渾然不覺的，不必從第一天就把世界的所有問題都扛在肩上。」
「無知中有一種快樂，無知中有一種超能力。如果不是因為我對 Nvidia 不可能建成這個事實一無所知，Nvidia 今天就不會存在。事實上，Nvidia 是不可能建成的，你就是做不到。但沒有人能說服我，因為我不知道這些。」
「樂觀的人，你無法說服他們事情不會變得更好。他們是如此無知，以至於他們是樂觀的。這怎麼會是壞事？」
「我感覺我們正在培養一代非常憤世嫉俗、資訊過載的人。他們憤世嫉俗不是因為本性如此，而是因為他們看到了太多東西。我們有機會建立內在的樂觀儲備，只看到好的一面。我們在 20 多歲時做到了，當時我們樂觀、無所不能，一切皆有可能。」
#沒有終局的計劃
「Nvidia 沒有終局。人們問我計劃是什麼？我們沒有計劃。繼續經營下去就是我們的計劃。」
「有人問我人生目標是什麼？我沒有。只是工作、保持就業、能夠做好工作、被優秀的人包圍。這就是目標。沒有終局對 Nvidia 真的很有幫助。」
2026年1月18日 星期日
被蔡瀾點醒！年輕人不要太沉重，吃喝玩樂吧
內耗時看蔡瀾的訪談和書，太治愈，他真的好會生活，難怪那麼瀟灑快樂，分享5點讓我受用的蔡瀾的快樂生活之道：
多點愛好
蔡瀾說，媽媽曾教給他除了正職之外，要多培養一些興趣，有了興趣，日子會快樂很多。下棋、種花、飼金魚，都能為枯燥的生活，增添樂趣。蔡瀾心情煩悶時會讀書寫字、事不順時就拍電影、心不靜時就去做菜吃美食。
小時候覺得愛好不重要，長大了才發現興趣能讓我們自得其樂，也是生活的避風港，煩心時躲進自己的愛好里，一切煩惱都消失了，別人也影響不到自己。
Think out of the box
蔡瀾鼓勵年輕人要跳出框框想事情，不要墨守陳規。“不結婚怎麼辦？不結婚多逍遙，沒結婚的女的，離婚后的女的都比結了婚的顯得年輕，不結婚又怎樣！”
蔡瀾希望年輕人不要活得太沉重，不要給自己太大壓力，結婚也好，買房也罷，都不是必.須。他還建議年輕人多出去旅行，看看別的民族怎麼生活，不是只有一種生活方式。
主動尋開心
蔡瀾在《俗得可愛，吃得痛快》里寫道，快樂由自己創造，不快樂的時候我們就學史努比。當煩惱出現時，我們學史努比在草原上跳舞，大叫“日日是好日”；當在意別人怎麼看你，就學史努比，大叫“一萬年后，又有什麼分別”。
回顧下生活中，有什麼事能令你大笑一場，那就重復去做，一天會活得比一天更好。
性格可以調整
沒想到豁達開朗的蔡瀾，年輕時也扭捏擰巴，但他說只要你愿意并付出努力，即便五六十歲，性格也可以改。
蔡瀾改的方法就是看笑話300篇，看完后每天大笑三聲，哈哈哈久了就改過來了。所以三歲看大七歲看老并不準確，只要我們想調整，性格可以變。
隨時相信自己有好運
有人總容易把事往壞了想，整天“但是”，蔡瀾說，沒有那麼多“但是”，沒什麼大不了。他在書里也寫道，不要和思想消及的人玩，而要隨時隨地相信自己有好運。
“幸運是位女神，只有她感到你對她有興趣，她才會來找你，要在社會上站住腳，你一定要相信自己有運氣才行。”
蔡瀾的精神狀態真是領先，希望我們都能像他一樣活得快樂活得盡興！
2026年1月17日 星期六
印卡 Julian Barnes 向讀者告別 ◎Willi Winkler
下週，英國作家 Julian Barnes 將慶祝他的80歲生日，在他的新書《告別》中，他慶祝自己在癌症診斷後的倖存。他以驚人的愉悅講述這種疾病雖然致命，但可以控制。Barnes 於1984年憑藉《福樓拜的鸚鵡》一舉成名，是28本書的作者；此外，他還以筆名 Dan Kavanagh 出版了四本犯罪小說。在倫敦 Highgate 區他家中的對話中，他承認直到快四十歲時才感到自在。他早已聞名世界，因其作品獲得多項獎項，即使在轉角的酒吧「The Bull & Last」，他也被視為「巨人」。儘管如此，他認為作家應該更謙虛地行事，「他們也許相信自己理解世界，但他們充其量只理解其中的一小部分」。《告別》不僅關於即將到來的死亡，更重要的是關於某種非常鮮活的東西：關於愛情，以及即使是著名作家如何在愛情中失敗。喝茶時，Barnes 回憶起，儘管他平時是個共和派的反君主主義者，但當他在伊莉莎白女王的送葬隊伍中看到女王心愛的柯基犬向女王告別時，他是多麼感動。
Q：Barnes 先生，您的新書《告別》應該是您的最後一本書。您在書中報告了如何被診斷出患有一種罕見疾病，骨髓增生性腫瘤，並且您被判處「終身......與癌症一起生活，直到我死去」。然而您看起來非常愉快和平靜，完全不像一個關門大吉並告別的作家。
A：非常感謝您的讚美，但我已經寫完了所有的書。以前作家們總會在某個時候停筆，也因為他們的預期壽命不是特別高。如果能活到五十歲就算幸運了。Arthur Rimbaud 活到37歲。但今天，當所有人都活得更長時，人們會忍不住繼續出版書籍，儘管早已過了巔峰。某些東西被印刷出來這個事實，並不一定意味著它必須被寫出來。
Q：您在職業生涯之初給自己設定了目標，「寫每一本書都要像寫最後一本一樣」。
A：那是一個心理技巧，應該幫助我讓每一本都盡可能好。
Q：現在它真的應該是最後一本了。《告別》沒有類型標示。您會如何定義它——自傳、總結報告、回憶錄？
A：它是一本混合文類。
Q：Jean，您書中的主要人物之一，也這麼說，他不喜歡您的「混合」作品。
A：我允許自己開這個小玩笑。Jean 是個好鬥的人，他喜歡侮辱我。對他來說，我是個「糟糕的小說家」。這本書是各種東西的混合：經歷的、記憶的，然後又是小說。對我來說這不是問題，而是解決方案。小說可以採取最多樣的形式，它不是固定的。有些評論家自以為知道小說應該是什麼樣子，但這只是作者的事。
Q：您的書是關於愛情，但也是關於您和可預見的死亡。不由自主地讓人想起一本著名書籍的引言：「讀者，這是一本誠實的書。」
A：Michel de Montaigne 的《隨筆集》。
Q：Montaigne 非常賣弄：「讀者，我自己就是我這本書的內容。沒有合理的理由讓你把閒暇時間花在如此微不足道、如此無關緊要的對象上。」一切都是謊言，他當然非常想被閱讀。
A：憑藉他的理性和諷刺，Montaigne 是我的英雄之一——一位偉大的哲學家，但也是一位偉大的幽默作家。他在16世紀寫作，當時法國和歐洲其他地區的混亂程度與當今世界一樣多。
Q：想到 Montaigne，是因為您也強迫讀者成為陌生生命的見證人。
A：我不強迫任何人，只是發出邀請。
Q：邀請在場，當涉及到您的生死存亡時。有一種基督教的善終概念，表現為死亡的藝術（ars moriendi）。
A：希臘人就已經有了，難道不是 Montaigne 寫道：「Philosopher, c'est apprendre à mourir」？
Q：哲學就是學習死亡。Montaigne 與希臘哲學的共同點多於與16世紀基督教的共同點。
A：他不是 Voltaire，也就是說，他按規矩領受了聖禮而死。在16世紀，任何其他做法都太危險了。
Q：但 Voltaire 最後不也召來了神父嗎？
A：故事是這樣的，有人告訴他，現在需要神父。他回答說：「現在不是結交新敵人的時候。」但接著是這個精彩的最後場景。Voltaire 摸著自己的脈搏說：「動脈不再跳動了。」
Q：Alice James，Henry James 的妹妹，在臨終前向朋友口述了一次瀕死體驗：「啊，那美妙的時刻，當我第一次感到自己漂入神聖湮滅的深海！」
A：許多經歷過這種事情並活下來的人報告說，他們看到了一絲微弱的光線。他們相信他們正在走向這道光，並認為這證明了某種形式的死後生命存在。但這可以很容易地用神經生理學來解釋，因為當大腦開始關閉時，這正是會發生的事情。抱歉，這不是上帝，而是大腦。
Q：您稱自己為不可知論者，但對許多人來說，對死後生命的希望提供了某種安慰。那麼人們可能更容易死去。
A：如果你相信，它可以提供安慰，但如果你不相信，如果它不是真的，那就不是安慰，而是妄想。
Q：您給人留下的希望很少。
A：有 Pascal 著名的賭注，賭上帝是否存在：人們可以相信上帝或拒絕相信他。如果你相信他，結果證明有另一種生命，那麼你就贏了。如果你不相信，而死後確實有生命，你就輸了。所以信仰的勝算更高。這在我看來非常天真：如果上帝真的知道一切，那麼他也知道你只是在打賭，而不是做出真正的哲學決定。
Q：上帝要的是信仰，完全的順從，而不是像賭注這樣輕浮的東西。
A：而且沒有死後的生命。我本應該在 Bath 的修道院教堂朗讀《Elizabeth Finch》，書中也涉及早期基督教。一週前，我接受了《週日泰晤士報》的採訪，我說：「大多數基督徒會討厭我的書。」他們當然以此為標題，然後活動就被取消了。
Q：而且，英國國教是所有宗教團體中最世俗的。
A：對此我甚至表示尊重。誠然，基督教在我這裡的評價不是特別好，但不可否認的是，正因為它，進步被阻礙了好幾個世紀。他們如何摧毀古老文本及其中已經存在的知識，這真是可怕。在基督教勝利時期存在的文本中，只有大約百分之二倖存下來。只是偶然的原因，一些文本倖存下來並在文藝復興時期被重新發現。有一位希臘哲學家已經有了原子的概念。我現在想不起名字了。我哥哥會知道的。
Q：哲學家 Jonathan Barnes。
A：你知道我母親說過什麼嗎？「我的兒子們都寫作：一個寫的書我能讀但不理解。另一個寫的書我理解但不能讀。」說的是我。
Q：真可愛。他本可以為兩個兒子感到驕傲。
A：我母親屬於某一代人，當涉及到性的時候就有困難。他的孩子會有性生活，這對她來說是不可想像和尷尬的，必須讀這個。這特別適用於我的前兩本書，《Metroland》和《在他認識我之前》。他的朋友們會說什麼？當第三本書《福樓拜的鸚鵡》於1984年獲得布克獎提名時，情況發生了變化。我父母訂閱《泰晤士報》，頭版上有入圍名單上八位候選人的小照片。
Q：在《泰晤士報》的頭版！
A：因此我媽變得更驕傲了一點。此外，《福樓拜的鸚鵡》是關於法國的，這當然讓我父母高興，因為他們都教法語。
Q：但他一定聽說過 D. H. Lawrence，《查泰萊夫人的情人》在1960年解禁，所有人都讀過。
A：我母親出生於1915年，是一位有教養的女性，家裡到處都是書，但他沒有讀過這樣的東西，在這方面他很傳統。即使聽起來有點刺耳：我父母不允許自己有自己的意見。他們遵循別人的觀點。如果別人認為某事是對的，他們也認為是對的。
Q：在您的書中，您承認了一項文學罪行：您承諾永遠不會使用朋友圈中的某個特定故事，當然您還是這樣做了。
A：那不是罪行，我只是有點不聽話。
Q：但您這是在推諉：Jean 甚至讓您對聖經發誓，您不會在小說中使用他的故事。
A：誓言不算，我不是基督徒。
Q：您又在推諉了。
A：這不是犯罪，這是一個有趣的故事。它是否真實，是否真的像我講述的那樣發生，是另一個問題。
Q：作家，您很難不同意這一點，是天生的罪犯。他們濫用別人給予他們的信任。
A：我不會把他們稱為罪犯，但確實，他們可以絕對無情。一位波蘭作家曾經說過：「如果一個家庭有一個作家，它就完了。」我在2008年的《沒什麼好怕的》中寫到了我哥和我的父母。在一個家庭中，存在著不同版本的真相，或被認為是真相的東西。
Q：或者作家所宣稱的真相，Julian Barnes 現在會這麼說。
A：當你使用實際存在或發生的事情時，總會有人說：這不對，這是錯誤的再現，我們的記憶不同。當我寫這本書時，我給我哥哥發了一封郵件。我父母都已經去世了。所以我警告他：「我在寫關於你的事，你對某些事情的記憶可能與我不同。」他的回答證明了他是一位真正的哲學家。「第一：我不反對你寫關於我的事。第二：如果你對各種事情的記憶與我不同，就照你的來。」我覺得這非常慷慨。
Q：你們小時候關係親密嗎？
A：他大我三歲，所以我當然崇拜他。在某種程度上，他居高臨下地對待我，這就是哥哥。隨著年齡的增長，我意識到我不再想要這樣，我們彼此疏遠了。幾十年來，我們又重新親近了。我有時會給他寄報紙上的文章，我們可能一年見一次面。他有點古怪，但頭腦清晰，在哲學方面非常聰明，在人的方面較少，但這對哲學家來說總是一種危險。
Q：您說作為哲學家，他不太了解人。在《告別》中，您或敘述者作為人和愛情專家失敗了。您充當婚姻和婚介者，結果證明是致命的。
A：確實如此。
Q：您將此描述為專業災難，職業失敗。「我自以為聰明，只因為我寫了那麼多書；我以為我知道人們的想法；(...)但我對待 Stephen 和 Jean，就好像他們是我小說中的人物。」
A：這取決於 Jean 和 Stephen 是否真的存在的問題。
Q：您又在迴避了。
A：這仍然是我的秘密，也是我未來傳記作者的任務。混合文類的小說的妙處在於它是真實的，但真相來自不同的來源。有虛構和非虛構的真相來源。當你讀這本書時，你認為一切都同樣真實，這正是混合小說本質的構成。實際發生了什麼，發明了什麼，人們可以稍後再處理。文學學者然後在我的日記中發現一個條目，可以對自己說：這真的發生了，那個沒有。從根本不真實的東西中產生了新的真相。
Q：那時您將不在了，但會坐在某個地方，對您的傳記作者自以為發現的東西咧嘴而笑。
A：（這裡 Julian Barnes 必須衷心地笑。）我確實很想看到這一點。
Q：這會是死後生命的一個好理由。「幸福不會讓我快樂」，Jean 在您的書中說。這是一句精彩但同時絕對可怕的話。我想，這一定來自作者，而不是據稱說出這句話的 Jean。
A：無論如何，我寫了這句話，所以這是我的話。它湧入我的腦海，因為我們相信、思考或說我們快樂的方式，我們記住快樂的方式，往往比我們希望的要複雜得多。
Q：作家是吸血鬼，他們榨取周圍環境，這在他們的近距離環境中不一定讓他們受歡迎。
A：作家與其他人唯一的區別是他們寫得更好這一事實。在其他所有方面，他們都很正常，而且經常比其他人更糟。也許食人是一個過於激烈的表達，但當然，在創造虛構人物時，你會利用周圍環境中的真實人物。我現在可以想像一個版本的我，對自己使用人們的方式感到厭惡。我相信，如果作家誠實，他們會時不時地感受到這一點。
Q：那時您會覺得自己沒有公平對待某人嗎？
A：我從來沒有完全一對一地把一個人放進書裡，而總是只有某些特徵，而且我相信，是每個人更好的一面。但我為了我的目的使用了它，然後把它變成了我出售的東西，以此賺錢。由此你可以看出，為什麼 Plato 想把詩人從他的國家中驅逐出去：他們不說真話，畢竟，他們是詩人。
Q：Stephen 和 Jean 的故事結局不好。您能用幸福結局寫同樣的故事嗎？
A：大概可以。但按照我講述的方式，它對我來說似乎是真實的。在我的書中，我實際上從來沒有一個幸福的結局，而是一個開放的結局。我不相信幸福結局，我不相信世俗救贖的這種觀念。
Q：您有沒有遇到過，像您在《告別》中責備自己的那樣，「混淆了生活和文學」？
A：文學就是生活，因為它描繪了生活，它絕不是完全不同的東西。當我15或16歲時，我們在學校打扮成士兵，拿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步槍在田野裡行進。
Q：在和平時期？那是什麼時候？
A：六十年代初。我們每年有一次體育節。我們穿著這身打扮衝過灌木叢。我還清楚地記得，中午時我拿出我的食物和我正在讀的書，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這部關於俄羅斯學生殺死老婦人的小說，與我自己的情況完全無關，對我來說比我們表演的可笑戲劇真實得多。在那一刻，我確信文學比生活更真實或更真實。
Q：作家這麼說。
A：我們處理的是一個模擬，在紙上創造一些在某種程度上可信地作為真實生活通過的東西，因此我們不可能不偶爾混淆兩者。科學家或作家經常發現，他們在自己的工作中找到了真理和幸福，而這些是他們在自己的生活中無法擁有的。早上幸福地去廚房吃早餐，同樣幸福地去辦公室工作的學者是有福的。
Q：這是生活智慧的真正格言。您是現成的格言還是剛剛發明的？
A：剛剛講出來的。
Q：在您書的結尾，它說這是「我的官方告別曲，我與您的最後對話」。您從一開始就把您的書理解為與讀者的對話嗎？
A：我總是與讀者進行對話，只是不同的書，因此它成為不同形式的相處。這似乎是結束這本書的適當形式——與讀者在一起，看著經過的生活。
Q：而且它真的應該是最後一本書？
A：我剛讀了 Ingmar Bergman 的自傳。其中有一句精彩的話。他很難為他的電影籌集資金，決定放棄電影製作。「當我還能夠到帽架時，我就摘下我的帽子。」我也這樣：當我還能夠到帽架時，我就停下來。
2026年1月14日 星期三
這一期 Science 的內容在我看來異常精采：
對抗氣候變遷的經費裁減問題；
深海採礦（應該寫金字旁， you know）對生態的衝擊；
(訂正：我是要說「土」字旁)
外包新藥測試造假；
NIH 人事動盪；
大型病毒資料庫之間爆發不合；
達文西基因密碼分析重大突破；
生物分子分析幫助繪畫鑑定；
草牧業緩解溫室氣體排放；
樹皮中的微生物有效移除溫室氣體；
。。。。。。
但令我最震撼的是這篇：
水母（做為很古老的物種）有演化出
和人一樣長時間睡眠的習慣，
作用，也跟人一樣，是修復神經系統。
連水母都得要修復神經系統，
這應該讓台灣人很不能思議。
我們的智慧會不會被水母趕過去啊？
還好， Science 有提供建議避免這種事的方法，
就在底下：哈哈，前一陣子Pravagen的藥（只要是補腦）在電視上推銷的很厲害，就是說是從水母哪裏“學”或“提煉”出來的。別的補腦藥廠要推銷別的藥，就諷刺說那個"賣水母的藥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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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月11日 星期日
胡適為何在日記中大罵李石曾？
李石曾是民國時期著名教育家，故宮博物院創建人之一，早年曾發起赴法勤工儉學運動，與蔡元培、張靜江、吳稚暉並稱國民黨四大元老。胡適在1930年2月9日的日記中說：「中華文化基金董事會開第四次常會，在禮查飯店。到者蔡（元培）、蔣（夢麟）、李（石曾）、趙（元任）、孫（科）、任（鴻雋）、翁（文灝）、Greene（顧臨）、Baker（貝克）與我，共十人，有三分之二，可算盛會。此次無甚重要議案。有一案爲『聯合各文化基金團體保存北平古物』，李石曾提議，要合籌四百萬元，一半保存北平古物，一半用在南京創造文化機關！此人毫無常識，毫無思想，而居然有人尊信，豈非一大怪事！我第一次見石曾，便不喜他；第二次見他，便同他作對（為里昂大學、北大海外部事）。十年以來，無有一次看得起此人的。蔡先生費大力引他入北大，終使北大壞在他手裡，真是引狼入室。」
胡適所說的蔡元培「引狼入室」，是指1928年大學院區制之事，李石曾早年留法，深受無政府主義的影響，對法國學制情有獨鍾。1928年，國民政府在北平推行大學區制，仿效法國模式，整合區域內各國立高校。將原有的北京大學（文、理、法）、北京師範大學、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北洋工學院、北京農業專門學校、北京法政專門學校等合併，在北平成立國立北平大學。蔡元培在國民政府第七十次會議上提議：「北京大學歷史悠久，上年北京教育部併入師範等大學，改名為京師大學。現在國府定都南京，北方京師之名不能沿用，擬請改名北京大學，並選任一校長，以責專成。」對於合併後的新大學校長，蔡元培、李石曾兩人皆有意為之，當時蔡元培的班底是英美系，即蔣夢麟、楊杏佛、胡適、王世杰、高一涵等，而李石曾的班底是法日派，有易培基、褚民誼、沈尹默、李書華等。1928年6月15日，兩派在大學委員會會議上正式交鋒，差點對罵起來。據《胡適日記》記載，胡適說：「石曾先生的派別觀念太深，不很適宜（當校長），最好仍請蔡先生自兼。」李石曾一派的張乃燕馬上反駁：「蔡先生的兼收並蓄，故有敷衍的結果。李先生派別觀念深，故必不敷衍，故李石曾最適宜。」原本支持蔡元培的吳稚暉臨陣反水，「站起來說了半點鐘」，轉向支持李石曾，斥責胡適是「反革命」。吳事後找到胡適，解釋自己也是不得已，他不希望「四大元老」因此分裂。最終李石曾大獲全勝，大學院遂任命李石曾為校長，以李書華副之。然而，11月29日，百餘名北京大學學生衝入李石曾辦公處，搗毀了室內辦公用品，還劈碎門前「北平大學委員會」等牌匾，並砸壞李石曾住宅門窗。最後經吳稚暉、蔡元培等出面調停，教育部做出讓步，同意北大原有三院組織並不拆散，名稱改為「國立北平大學北大學院」，經費以北大時期最高預算為標準。這樣，在被迫停課九個多月後，1929年3月11日北大重新開學。
胡適為何大罵李石曾？除二人有過糾紛外，李石曾個人操守確有引人非議之處。1924年10月23日，馮玉祥發動北平政變，11月5日，將溥儀轟出故宮。馮玉祥驅逐溥儀的背後，其始作俑者就是李石曾。正是他說服了馮玉祥，讓馮玉祥派鹿鐘麟帶兵驅逐溥儀的，驅逐溥儀時李石曾也是在場的。當時忠於清朝的紹英看到李石曾時還質問他說：「你不是故相李鴻藻的公子嗎？何忍出此？」清帝遜位時，曾與民國政府簽訂《清室優待條件》，明確故宮歸清室所有，馮玉祥的行為引起了胡適不滿，胡適撰文說：「堂堂的民國，欺人之弱，乘人之喪，以強暴行之，這真是民國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譽的事。」面對胡適的批評，李石曾從宮中搜出胡適留給溥儀的一張名片，上面寫「臣胡適，今天有事，不能請安」等字，立刻「配起一個鏡框，掛在故宮裡作為展覽品」。這是早在1922年，溥儀曾約胡適入宮，閒聊過一番白話詩、出國留學之類問題，不過20分鐘，後來溥儀再約，胡適沒時間，才回了這張名片，而此時被李石曾拿來批判之用。
在二０一五年胡頌平的《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補編》出版後，我們終於看到一些真相（這些原有的文字，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出版時，因為當時當事人還健在而被刪去）1961年12月23日，胡適與他的秘書胡頌平談起：「李宗侗是河北高陽李鴻藻的孫子。李石曾是鴻藻庶出的兒子。李宗侗是易培基的姑爺。……馮玉祥逼宮之後，易培基他們組織『故宮博物院』。他們一班人都是反對我的，要在故宮裡找尋我的劣跡，說我私通宣統。他們搜查的結果，發現我給宣統的一張片子，上面寫了『我今天有課，不能進宮，乞恕』幾個字，他們配起一個鏡框，掛在故宮裡作為展覽品。我曾到故宮博物院去看過。我問可以照相嗎？他們說不可以；因此就沒有這張片子的照相。……」1962年元旦，胡適在《清史稿》上看見金梁的序文，又對胡頌平說：「金梁是清室的內務府大臣，他密謀復辟的文件中有舉賢才的奏摺。在這個奏摺中勸溥儀應該羅致人才的，其中有我的名字。這些奏摺，溥儀存在養心齋裡，十四年七月三十一日被故宮委員會發現。這是李石曾們要找尋我的劣跡，還有我的一個名片。」對李石曾的作法，幾十年過去了，到晚年胡適還是耿耿於懷的。
不到一年時間，法國葡萄酒產區接連傳出三起酒農自殺事件。
他們的年齡不同、人生階段不同，同屬波爾多產區，最後走上的，是同一條令人心碎的道路。
🍷 Médoc：離開葡萄園，卻離不開債務
2025 年 12 月 31 日，44 歲的 Guillaume Petregne 在波爾多近郊的家中上吊身亡。
他曾在médoc 產區的Saint - Yzans -de -Médoc 經營「guillaume 酒莊」，維持了九年。最後不敵經營與市場壓力，他選擇離開葡萄園，出售酒莊，希望重新開始另一段人生。
但現實並沒有放過他。
即便不再釀酒，貸款與債務依然如影隨形。村民與親友回憶，當銀行打來那通「停止支持」的電話後，他整個人彷彿垮了下來。「我被拋棄了。」
這是他曾對親近友人說過的話。
如今，在村莊的酒吧裡，仍買得到他生前釀的酒，一瓶 8.50 歐元，卻幾乎沒有人買單。對村民而言，那不只是賣不掉的葡萄酒，而是一個時代的縮影。
連médoc 產區管理組織的負責人都坦言：「人可以離開葡萄園，但問題不會因此消失。」
🍷 Entre-deux-Mers 兩海之間：最拚命留下來的人，也撐不住了
2025 年 9 月 23 日，37 歲的 Jonathan Mayer 在產區「兩海之間」（entre-deux-mers）的一個僅約 80 人的小村 莊Saint-Hilaire-du-Bois 自行結束生命。
他從 2018 年起接手家族約 15 公頃的葡萄園，經營「servan 酒莊」。他不算是孤立無援的農民，他不僅是農業商會的民選代表、鄉村協調組織成員，也長期投入青年農民運動。在同業眼中，他是那種「還在為這個行業努力撐著的人」。
正因如此，他的離去讓人更難以接受。
一名地方代表坦言：「如果連最有戰鬥力的人都倒下了，那我們還剩下什麼？」
村長、同時也是他鄰居的 Francis Lapeyre 指出，村裡超過一半酒農正陷入司法重整。制度上有預警、有諮詢，但真正需要人陪著走的時候，卻經常只剩下自己。
「稽查我們的時候很多人，要幫忙的時候卻幾乎沒有人。」
Jonathan 過世後，村民與酒農同業一起完成了他尚未結束的葡萄採收，作為最後的告別。
🍷Castillon：挺不過市場寒冬
2025 年 5 月 10 日，59 歲的 Christophe Blanc，在 Saint-Magne-de-Castillon 的自家葡萄園中結束生命。
親友表示，他長期承受葡萄酒消費下滑帶來的壓力，財務狀況不斷惡化，甚至被迫面對剷除部分葡萄藤的現實。
其實他並沒有放棄。他努力處理行政問題，也試著撐過難關。但在銀行抽銀根、產業支持有限的情況下，他最終感到走投無路。
他的離世，在當地引發強烈的無力與憤怒。
法國農業社會保險機構的數據顯示，農民的自殺率比一般人口高出三成以上，平均每兩天，就有一名農民離開人世。
法國農民已經抗議了很久，在歐盟與南美共同市場（Mercosur）國家之間的自由貿易協議於今日中午在布魯塞爾完成表決之際，農民更是義憤填膺，法國脫歐Frexit 呼聲再度甚囂塵上。
2026年1月7日 星期三
2026年1月4日 星期日
聽說 孟買春秋 在說「不同意我可以，炎上，大可不必」。所以我一次把話講清楚。
這是我昨日給侯宗佑的私訊。因為他留言很禮貌也很理性。因此我寫了長長的回應給他。
⋯⋯⋯⋯⋯⋯⋯⋯⋯⋯⋯⋯⋯⋯⋯⋯.
我是何穎怡。因為粉專已經陷入瘋狂撻伐我的情緒中，無法理性討論，所以給你留私訊。
委內瑞拉的狀況當然值得解「倒懸之苦」。但是這次行動牽涉到幾個關鍵點，個人認為不容模糊。
1，按照國際法，他國部隊進入某國領土進行軍事行動，就等於宣戰。除非經過該國首肯。
這就是主權的意義。
2， 宣戰需經過國會同意，川普是擴權。
3，川普不承認現有政權，卻也沒有承認反對派的政治地位，這和出兵慣例不同。現實是逮了馬，繼任者仍是馬的左右手，看不到政權和平轉移的步驟。
（#補述：國外一些國際時事專家有特別強調此點。美國政府除了不承認馬政權外，應援例宣布承認反對派「落選者」為合法政權，取得反對派同意，才能出兵協助推翻政權。為何捨此不為，造成今日現實是執政黨仍掌政，美國片面宣布接管的「類真空狀況」。我不敢妄加評論。）
4。出兵後旋即宣布「接管」。既無「宣戰」的事實，接管的法定地位在哪裡？魯比歐今早已經澄清「美國與委內瑞拉不在戰爭狀態」。
5， 委內瑞拉既非戰敗國，接管，未經委內瑞拉人民或者國會同意，叫作侵犯主權。這也是歐盟國家大多提醒美國要注意不得違反「國際法」的原因。
6， 至於憑什麼接管石油生產，那是等而下之的企圖了。不值得討論。
我一向堅持「國際法」。如果每個國家都繞過國際法，就是純粹比拳頭。
同樣是美國。在處理加薩、烏克蘭事件上，就有完全不理會「以色列是國際法庭宣布的戰爭罪犯事實」，與之聯手談加薩重建利益分配。
在烏克蘭事件上，要求烏克蘭放棄領土，俄國負責烏東重建，美國掌控烏克蘭稀土與戰後重建。完全分豬肉。
這都是不尊重國際法的作為。
如果標準一以貫之，美國在委國事件是「干涉他國內政」，美國是捨政治經濟制裁不為，直接斬首，然後迅速接管，直接掌控石油。
這一次行動的「不符國際法」「視他國主權如無物」，全部都被淹沒在委內瑞拉人民的歡呼聲中。
我同情委內瑞拉人民。但是對美國的譴責不能放棄，因為是在縱容霸權。
大約如此。謝謝留言。
哦。根據國際法，販毒屬刑事犯罪，不構成出兵理由。這也是違反國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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