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曹老師送給人書那樣高興，就要讓他高興到"掛"，這是很大的生日賀禮
保重。
我看曹老師送給人書那樣高興，就要讓他高興到"掛"，這是很大的生日賀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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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曹老師送給人書那樣高興，就要讓他高興到"掛"，這是很大的生日賀禮
因為九彎十八拐停刊，我提議曹永洋主編《東海士林》
司馬遼太郎《街道散步》系列的34號，
但是，唐納德基恩氏不僅對日本文學具有著素質極其良好的感受性和知識，而且他還是一個正在著手至今為止沒有誰能夠完成的艱鉅的日本文學史的寫作的大學問家。
「如果基恩先生能捨棄有關日本文學的話題不談，敝人願意奉陪。」
我向島中提出了對我有利而對基恩先生並無一利的方案，不過，基恩先生還是爽快地接受了。結果才促成了此次的對談。另外我還對島中提出了這樣一個要求。
「請安排一個虛構出來的又看似偶然的環境。也就是說，這兩個同年代的對日本人和日本文化抱著興趣的人，無意中在街上相遇，便漫不經心地站著聊了起來。如果有這麼一個形式，真是感激不盡了。」
對我如此的建議，基恩先生也完全表示了理解。
雖說是大冷天，我們還是在大和的平城宮址見了面。那是初次的相會。傍晚時分，在奈良投宿共飲；第二次是在京都的銀閣寺見面。等到參觀的人都離開了以後的夜晚，銀色沙灘的對面，那深藍色的夜空上掛著鐮刀似的月亮。完全就如舞台上的一幕佈景，讓人誤以為是中央公論社特意發射了一個月亮那樣，真是一派恰到好處的風景；而第三次是坐在象徵著江戶末期「蘭學」流行的大阪「適塾」裡已經泛紅的草蓆上見面的。然後又去了港口商業鬧市的一個名叫「丸治」的小酒店裡的二樓對談。大阪是我的故鄉，但是我卻連基恩先生萬分之一的有關近松和西鶴的談資都沒有。使這煞費苦心的浪華的舞台實在顯得冷清。
「這附近也許是芭蕉臨終之地吧？」
還是一個芭蕉研究學家的基恩既然這樣說出了口，我這個作為這塊土地的居住者就不得不作一番嚮導了。確實，中學的時候，看見過御堂筋的一角的「花屋」處豎有那麼一塊石碑的，憑著我的一點微弱記憶。在御堂筋裡兜了一個又一個地方，總算在路旁一小塊綠地上看見了那塊豎著的石碑的時候，老實說，心裡像一塊石頭落了地。
「還在呢。」
我這樣說了一句，基恩先生一邊自言自語地跟了一句「是的。」一邊蹲下身來湊近了碑面。我連擦了幾根火柴，為他提供了一點微光。如果說，對他的芭蕉研究我起過什麼作用的話，那就是這幾根火柴的火光了吧。
之後，我們準備搭計程車去大阪的北面。我站著，等著招呼汽車開過來，可是左等右等之後才發現不管什麼車都往南面去。御堂筋座落在只往南去的單行通道的地方。
曹永洋主編《東海士林》雜誌－書，半年刊或年刊，預計2025年出版。朋友 川瀨健一今天來訪，說些司馬遼太郎，中村元研究室......故事
我跟曹永洋通電話之後，發表：
曹永洋主編《東海士林》雜誌－書，半年刊或年刊，預計2025年出版，希望有緣人來共同經營。
Hanching Chung
陳金順 基本如此，也希望能承繼“九彎十八拐”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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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2025年的新書《東海士林》向川瀬先生拉稿：司馬遼太郎是他母校龍谷大學某老師的好友，川瀨與他有數面之緣，我說，他在家請你吃哈密瓜等故事，請寫出來分享。
川瀬先生此次訪台，約見了130位朋友（捷運261次；Taxi 約6次）
下次/明年訪台，選在"大阪博覽會"之前與之後，避開人潮。
今午要求吃“廣東麵”。此趟取得“吳念真，魏德聖等四人之同意”，作為新書“台灣上映電影之研究 1952~1953”之“之推薦人”。
和辻哲郎（1889—1960） 《Sakoku (鎖國)：日本的悲劇》；做為21世紀比喻 (參考王璞等先生的紀錄)。
（德）弗朗克·澤林《深圳：中國式未來》。
香港金融中心如何日益內地化並逐漸遠離西方
Rebecca Feng
今年春天，香港交易所行政總裁陳翊庭(Bonnie Chan)進行了一次講話，當時她身後掛著等待敲響的金鑼。她當時讚揚了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這並不出奇。出奇的是她是怎麼說的。
畢業於哈佛大學的陳翊庭用普通話發表了講話。當天有三家中國資產管理公司在港交所推出新的加密貨幣基金，這三家公司以2:1的投票結果選擇了普通話，而不是英語。港交所沒有提供英語或任何其他語言的同聲傳譯。
隨著紅綢包裹的鑼槌敲響金鑼，交易開始，在場的幾個西方人靜靜地看著。一位記者問，他們聽懂陳翊庭講話的內容了嗎？他們都搖了搖頭，表示沒有聽懂。
無論從大的方面還是小的方面看，北京政府對香港金融業的接管似乎已不可逆轉。隨著國際金融機構、企業和外籍人士紛紛撤離，這個世界首屈一指、東西方交匯的投資中心正變得越來越內地化。
川賴先生講和辻哲郎的原稿丟失記 (他無法像卡萊爾，重寫《法國大革命史》......)；上一輩子的名家 池菊寬等作家 ，這一代少人閱讀。
川瀨笑說，司馬先生每在台灣走一步，就可寫出數百字日文......
A先生對日本佛教界很熟。跟我說東京大學教授中村元（日語：中村元／なかむらはじめ Nakamura Hajime，1912年—1999年）(註一)研究室的故事。該研究所的學生都能讀佛典原文（藏文巴利文梵文等）和外文（英文德文法文等），其他佛教大學的學生都為和尚，語文上遠遠不行，如此，五十年之後，差距很明顯。
(註一)：東海徐復觀師生翻譯的《中國人之思維方法(修訂版) 》頗能表現這一觀點，中村元的原著另有印度人，西藏的思維方法 (灣考日文版和英文版，可是我們只中國人的思維方法))
網路 博客來
中國人之思維方法(修訂版)
作者： 中村元
譯者： 徐復觀
出版社：台灣學生書局
出版日期：2013/
徐復觀（1903-1981）為當代著名思想家、史學家，畢業於湖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武漢大學前身），復以榜首進入湖北省立武昌國學館。二十七歲負笈日本留學。中年曾受教於新儒大師熊十力先生門下。五十歲遠離軍界、政界，潛心講學著述。《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中國藝術精神》、《兩漢思想史》、《中國文學論集》、《中國思想史論集》等皆為傳世之作，深為學界所推崇。徐氏從事學術領域著述之前，曾為學子迻譯兩本日人著作：一為荻原朔太郎所著《詩的原理》，一為中村元著《中國人之思維方法》。中村元為當代日本著名，學者，治思想、佛學、哲學，廣受日本學界推崇。原著卷帙浩繁，徐氏精選其中有關中國人之思維方法，擷精取華，精心迻譯。譯筆典雅明潔，允稱學子瞭解中國人思維方法之最佳入門典籍。二本譯品皆由學生書局重新排印刊行，謹此鄭重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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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曹老師送給人書那樣高興，就要讓他高興到"掛"，這是很大的生日賀禮
因為九彎十八拐停刊，我提議曹永洋主編《東海士林》
司馬遼太郎《街道散步》系列的34號，
託林女士買本司馬寫的“大德寺”（街道……），書價低於台灣一般書。“東海士林”第一期主題或許是“司馬遼太郎與台灣”；跟曹老師說，要勇往直前……
“文化”有時簡單：韓國“文學；電影；k-pop”三樣就讓人覺得文化大國……
序／司馬遼太郎
如果一定要把我和唐納德基恩氏之間拉上一點關係的話，那麼，除了我們是隔著太平洋這個水塘而共同體驗了那場戰爭這個意義上來說的戰友以外，別無其他。很可惜，對我來說，雖然完全不能理解那場戰爭究竟有什麼意義，但是至少從日本文化這一個世界來看，如果沒有那場戰爭，在這個文化圈裡就不可能擁有唐納德基恩氏這樣一個天才了。
我和基恩氏認識以後，對他有著種種不可思議的印象。他看上去已經到了鬢髮斑白的年齡，但我從來沒有見過比他更容易重新回到自己的少年時代的人了。我覺得在那柔軟有如小鳥的絨毛一樣美麗的睫毛下面的那雙眼睛，總是備有著少年似的驚訝和錯愕，同時，用他那具有智慧性的好奇心和感受性來捕捉住事物，並且在捕捉住以後，又立即蒸餾使之滴下真實之火不停地燃燒下去。這火焰，自從在紐約昏暗的地鐵車站上，一邊坐著，一邊緊盯著自己收集書寫的漢字，思考著其中那不可思議的魅力和那遙遠的世界裡充滿著未知的文明，有如不熄的明燈一直持續地燃燒著的少年時代。是戰爭把這個少年拖進了學習日語的命運中去了。不久，在日本文學這一人類所持有的特異世界裡裝上強有力的普遍性翅膀的工作就由這個人來承擔了。
我是偶然生為日本人的。僅僅是區政府機關裡有我的戶口在，我才屬於日本國的一員而已，也僅僅是這樣一個理由，讓我產生了若說對日本的了解，舍我其誰的錯覺。許多日本人肯定也和我相似，都抱有同樣的錯覺。等發覺有時這不過是一個錯覺時，不覺又對這一點愕然失色。而讓我們常常如此愕然失色的起因就是唐納德．基恩的著作。
「您能和基恩先生進行一次對談嗎？」
向我提議的是中央公論社會長島中鵬二先生。當初，我覺得沒有比這更鬱悶的了，便一口拒絕了。我算是被收入在日本作家名冊裡的一個，不過那些名冊都是別人編的，我自己本身並沒有把自己看作是作家，反而拚命希望不要被當作作家來看。還有，我自己所寫的東西是小說還是別的什麼自己沒有規定過，我自己深知如果這樣規定了我會連一個字也寫不出來。這是因為首先對我來說，最不熟悉的世界就是日本文學史。我沒有在日本文學史這樣一層重壓下，一邊苦苦掙扎一邊寫著小說或者類似的東西的勇氣，所以，盡量拒絕有關這一類的知識進入自己的頭腦。
如果一定要把我和唐納德基恩氏之間拉上一點關係的話，那麼，除了我們是隔著太平洋這個水塘而共同體驗了那場戰爭這個意義上來說的戰友以外，別無其他。很可惜，對我來說，雖然完全不能理解那場戰爭究竟有什麼意義，但是至少從日本文化這一個世界來看，如果沒有那場戰爭，在這個文化圈裡就不可能擁有唐納德基恩氏這樣一個天才了。
我和基恩氏認識以後，對他有著種種不可思議的印象。他看上去已經到了鬢髮斑白的年齡，但我從來沒有見過比他更容易重新回到自己的少年時代的人了。我覺得在那柔軟有如小鳥的絨毛一樣美麗的睫毛下面的那雙眼睛，總是備有著少年似的驚訝和錯愕，同時，用他那具有智慧性的好奇心和感受性來捕捉住事物，並且在捕捉住以後，又立即蒸餾使之滴下真實之火不停地燃燒下去。這火焰，自從在紐約昏暗的地鐵車站上，一邊坐著，一邊緊盯著自己收集書寫的漢字，思考著其中那不可思議的魅力和那遙遠的世界裡充滿著未知的文明，有如不熄的明燈一直持續地燃燒著的少年時代。是戰爭把這個少年拖進了學習日語的命運中去了。不久，在日本文學這一人類所持有的特異世界裡裝上強有力的普遍性翅膀的工作就由這個人來承擔了。
我是偶然生為日本人的。僅僅是區政府機關裡有我的戶口在，我才屬於日本國的一員而已，也僅僅是這樣一個理由，讓我產生了若說對日本的了解，舍我其誰的錯覺。許多日本人肯定也和我相似，都抱有同樣的錯覺。等發覺有時這不過是一個錯覺時，不覺又對這一點愕然失色。而讓我們常常如此愕然失色的起因就是唐納德．基恩的著作。
「您能和基恩先生進行一次對談嗎？」
向我提議的是中央公論社會長島中鵬二先生。當初，我覺得沒有比這更鬱悶的了，便一口拒絕了。我算是被收入在日本作家名冊裡的一個，不過那些名冊都是別人編的，我自己本身並沒有把自己看作是作家，反而拚命希望不要被當作作家來看。還有，我自己所寫的東西是小說還是別的什麼自己沒有規定過，我自己深知如果這樣規定了我會連一個字也寫不出來。這是因為首先對我來說，最不熟悉的世界就是日本文學史。我沒有在日本文學史這樣一層重壓下，一邊苦苦掙扎一邊寫著小說或者類似的東西的勇氣，所以，盡量拒絕有關這一類的知識進入自己的頭腦。
但是，唐納德基恩氏不僅對日本文學具有著素質極其良好的感受性和知識，而且他還是一個正在著手至今為止沒有誰能夠完成的艱鉅的日本文學史的寫作的大學問家。
「如果基恩先生能捨棄有關日本文學的話題不談，敝人願意奉陪。」
我向島中提出了對我有利而對基恩先生並無一利的方案，不過，基恩先生還是爽快地接受了。結果才促成了此次的對談。另外我還對島中提出了這樣一個要求。
「請安排一個虛構出來的又看似偶然的環境。也就是說，這兩個同年代的對日本人和日本文化抱著興趣的人，無意中在街上相遇，便漫不經心地站著聊了起來。如果有這麼一個形式，真是感激不盡了。」
對我如此的建議，基恩先生也完全表示了理解。
雖說是大冷天，我們還是在大和的平城宮址見了面。那是初次的相會。傍晚時分，在奈良投宿共飲；第二次是在京都的銀閣寺見面。等到參觀的人都離開了以後的夜晚，銀色沙灘的對面，那深藍色的夜空上掛著鐮刀似的月亮。完全就如舞台上的一幕佈景，讓人誤以為是中央公論社特意發射了一個月亮那樣，真是一派恰到好處的風景；而第三次是坐在象徵著江戶末期「蘭學」流行的大阪「適塾」裡已經泛紅的草蓆上見面的。然後又去了港口商業鬧市的一個名叫「丸治」的小酒店裡的二樓對談。大阪是我的故鄉，但是我卻連基恩先生萬分之一的有關近松和西鶴的談資都沒有。使這煞費苦心的浪華的舞台實在顯得冷清。
「這附近也許是芭蕉臨終之地吧？」
還是一個芭蕉研究學家的基恩既然這樣說出了口，我這個作為這塊土地的居住者就不得不作一番嚮導了。確實，中學的時候，看見過御堂筋的一角的「花屋」處豎有那麼一塊石碑的，憑著我的一點微弱記憶。在御堂筋裡兜了一個又一個地方，總算在路旁一小塊綠地上看見了那塊豎著的石碑的時候，老實說，心裡像一塊石頭落了地。
「還在呢。」
我這樣說了一句，基恩先生一邊自言自語地跟了一句「是的。」一邊蹲下身來湊近了碑面。我連擦了幾根火柴，為他提供了一點微光。如果說，對他的芭蕉研究我起過什麼作用的話，那就是這幾根火柴的火光了吧。
之後，我們準備搭計程車去大阪的北面。我站著，等著招呼汽車開過來，可是左等右等之後才發現不管什麼車都往南面去。御堂筋座落在只往南去的單行通道的地方。
「司馬先生，這裡不是單行道嗎？」
從紐約來的基恩在提醒著我。我也忍不住笑了起來。「對，對。我確實在報上看到過」，說著，便拉著基恩先生換了一個等的地方。夜晚的港口，不見有什麼行人，感覺到就像在森林裡漂游一般。總算找到了前往北面的道路，而基恩先生也肯定對我的辨不清方向吃驚不小吧。我在向大阪府交付住民稅這一點上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大阪府住民，不過夠格作大阪嚮導的能力也不過爾爾，更何況，在談到日本文化這個人類共有的財產時，我不過是一個濫竽充數的摸索者，根本沒有高談闊論的勇氣。
不過，交談中一直保持著一種愉快的心情，而且，此次和基恩先生進行的對談覺得特別愉快。
「這是我再怎麼也不希望看到它滅亡的民族之一，那就是大和民族，就是日本人。從太古以來就擁有文明而讓我如此產生興趣的民族，除此之外，我不知道在別的地方是否還有。對最近的日本的迅猛發展也是，我絲毫不覺得不可思議。他們很貧窮，然而很高貴。」
這段話出自於市原豐太氏的隨筆。據說，是詩人大使保爾．克洛代爾（Paul Claudel，一八六八－一九五五，擔任駐日大使之前，長期擔任駐中國大使。現代法國文壇上介紹中國文化的第一人，在他之前，法國人所知的中國幾乎都來自傳教士的書）在一次晚會上對瓦樂希（Paul Valéry，一八七一－一九四五，法國作家、詩人）所說的一段話。時間是昭和十八年的秋天，正是日本的敗勢終於變濃，基恩先生和我都被趕到了戰場上去的時期。這段話對我來說，既是理所當然的，也是美妙動聽的，肯定對在日本語的世界裡比日本人還要浸透了才智和感情的基恩先生來說也是同樣的吧。但是，此次對談是用日語舉行的。充分發揮了日語所擁有的含羞功能，我們抑制住沒有被那美妙動聽所陶醉，將雙方用體溫感覺到的日本文化，原封不動地讓這體溫形成了文字。
於浪華東郊的寓居
司馬遼太郎
從紐約來的基恩在提醒著我。我也忍不住笑了起來。「對，對。我確實在報上看到過」，說著，便拉著基恩先生換了一個等的地方。夜晚的港口，不見有什麼行人，感覺到就像在森林裡漂游一般。總算找到了前往北面的道路，而基恩先生也肯定對我的辨不清方向吃驚不小吧。我在向大阪府交付住民稅這一點上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大阪府住民，不過夠格作大阪嚮導的能力也不過爾爾，更何況，在談到日本文化這個人類共有的財產時，我不過是一個濫竽充數的摸索者，根本沒有高談闊論的勇氣。
不過，交談中一直保持著一種愉快的心情，而且，此次和基恩先生進行的對談覺得特別愉快。
「這是我再怎麼也不希望看到它滅亡的民族之一，那就是大和民族，就是日本人。從太古以來就擁有文明而讓我如此產生興趣的民族，除此之外，我不知道在別的地方是否還有。對最近的日本的迅猛發展也是，我絲毫不覺得不可思議。他們很貧窮，然而很高貴。」
這段話出自於市原豐太氏的隨筆。據說，是詩人大使保爾．克洛代爾（Paul Claudel，一八六八－一九五五，擔任駐日大使之前，長期擔任駐中國大使。現代法國文壇上介紹中國文化的第一人，在他之前，法國人所知的中國幾乎都來自傳教士的書）在一次晚會上對瓦樂希（Paul Valéry，一八七一－一九四五，法國作家、詩人）所說的一段話。時間是昭和十八年的秋天，正是日本的敗勢終於變濃，基恩先生和我都被趕到了戰場上去的時期。這段話對我來說，既是理所當然的，也是美妙動聽的，肯定對在日本語的世界裡比日本人還要浸透了才智和感情的基恩先生來說也是同樣的吧。但是，此次對談是用日語舉行的。充分發揮了日語所擁有的含羞功能，我們抑制住沒有被那美妙動聽所陶醉，將雙方用體溫感覺到的日本文化，原封不動地讓這體溫形成了文字。
於浪華東郊的寓居
司馬遼太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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