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不少人將AI與圖靈再度連結，出現不少文本，應是他冥生與逝世均在六月的關係。雖是科普，但我覺得一些觀念還是要釐清比較好。以下是10年前為科學月刊寫的三篇關於圖靈的最後一篇，那時這波AI熱潮還沒出現，Alpha Go (戰勝圍棋九段的程式) 還要等一年才出場，LLM只是個冷僻的學術縮寫，事實上我個人那時也沒有料到 AI 的大爆發。但計算的基礎原理沒有改變，十年後回頭看這篇文章，也許我現在會樂觀一些，但還不必改寫。如果你問我圖靈測試通過了沒，每問一次，我都會認真地重新思考一次，目前的答案是仍否定的：AI 還沒通過圖靈測試。注意，測試者必須是當代人，不是1950年的人。

********* 11/19/2015 -- 李中志

圖靈的科學地位 — 從破解恩尼格碼，電腦之父，到人工智慧 (三)

圖靈在替英國政府設計ACE成功之後，開始積極宣揚電腦的用途，認為它將改變人類文明的生活與思考方式。當初許多人認為圖靈言過其實，但至今已無人能否定這個看法。電影《模仿遊戲》裡出現一幅圖靈母親的畫作，畫裡小艾倫不顧玩伴的曲棍球比賽，低頭仔細觀察一朵小雛菊，彷彿預告了圖靈日後對數學規律與自然界充滿神秘關係的好奇。基於此好奇與對計算的敏感，圖靈相信看似複雜的自然界現象，如雛菊的花瓣、向日葵子的排列、生物細胞的分裂生長等等，可能由某些簡單的數學公式來描述。這些觀察比當代學者早了十年至二十年，也是日後渾沌理論、碎形理論、生物數學的發展基礎。

這個深信複雜現象必可由簡單的原理掌握的信仰，繼續把圖靈推到對人類心智活動的懷疑論。圖靈拒絕宗教的解釋，不相信人類的思考有獨特的神聖性，他認為或許能透過純機械式的原理來模擬智慧。電影《模仿遊戲》裡反覆詢問「機器會思考嗎？」正反映圖靈晚年力倡人工智慧的努力，但這不是圖靈要認真回答的問題。我們必須把焦點指向圖靈最具爭議的一篇論文：《計算機器與智慧》（Computing Machinery and Intelligence，以下簡記為CMI）。推崇者認為CMI是人工智慧研究的濫觴，反對者則認為是對人工智慧的嚴重誤導，但真正讀過原文的人似乎不多。本文只以CMI一文為主軸，介紹圖靈在該文裡對人工智慧的看法與面對的批評，但人工智慧本身是電腦科學一個龐大的研究主題，不是本文的重點。

CMI發表於1950年《心智》期刊（Mind 49:433-460），但「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這個詞要等到1955年，由當時在麻省理工學院的麥卡錫（John McCarthy）提出才廣為使用。麥卡錫為電腦科學與人工智慧的先驅者之一，1971年圖靈獎得主。《心智》是本哲學期刊，是圖靈少有的非技術性論文，也是圖靈生前最後一篇具有決定性影響力的論文。正由於CMI不算是技術性文章，閱讀的門檻不高，圖靈的行文用字相當風趣，卻也因此造成閱讀者各取所需，甚至擴大解釋，根據自己的立場以訛傳訛。二手傳播的結果，讓許多讀者對圖靈的理解有點面目全非。

持平而言，CMI引起的爭議問題不在圖靈的想法，而是後人對CMI的誤讀。CMI除了在文末提及當時可能無法想像的機器學習外，並沒有替人工智慧提出任何具體的研究方向，實在談不上誤導。對現代的人工智慧學者而言，他們的學術研究幾乎可以完全忽略CMI，許多新科的博士生甚至不知道CMI的存在。這並不意外，除了圖靈本身並不把CMI當成嚴肅的學術論文外，CMI寫作的年代大部分的電腦理論並不存在，演算法、計算問題的型態、程式技巧、效率分析，都還未成形，圖靈自然無法預測如何運用這些後來發展出來的知識。但把CMI視為人工智慧研究的濫觴並不為過，因為圖靈不只替人工智慧的成功與否設下一個可清楚判斷的門檻，也在電腦問世之後，以CMI成功引起大眾與學界對人工智慧的高度興趣。

圖靈測試

一般大眾對CMI最大的誤解就是「圖靈測試」，不管是測試的形式，還是測試結果所代表的意義，一些廣為流傳的描述和圖靈的想法都有很大的出入。一個普遍但不正確的「圖靈測試」如下：

利用電腦程式模擬與人對話，透過電傳文字（如用簡訊，用意在排除物理上明顯與真人的差異，如外觀、聲調、觸感等）與測試者交談。如果測試者無法辨別交談的對象是電腦還是真人，那代表這電腦能夠思考，人工智慧已經成功。

這個改造過的測試很難斷定比原來的設計更難或更簡單，但「圖靈測試」的原始用意不是為電腦能否思考設下門檻，好像越過了門檻就代表電腦能思考。相反的，圖靈認為「機器（電腦）能否思考？」是個哲學問題，取決於社會對思考與機器的認知，似乎由蓋洛普民調來回答更適合，但沒有科學研究上的意義。為了取代「機器能否思考」這個問題，圖靈設計了一個「模仿遊戲」，更精確地說，一個模擬女人思考對話的遊戲。

圖靈從未使用「圖靈測試」這個詞，也從未清楚說通過這個測試代表什麼。這個「模仿遊戲」如下：

A為一名男士，B為一名女士，C為性別不拘的測試者。A、B與C隔開，C可透過電傳文字與其他兩人（標識為X、Y）交談或提問，但不知何者為A（男）何者為B（女）。A、B的目標是說服C自己是女性，C則要判斷X、Y何者為女性。

A和B是否隔開圖靈沒有特別要求，但兩人處於競爭狀態，沒有合作欺騙C的必要。在這個遊戲裡，C要努力提出關鍵的詰問，經由X、Y的答案來判斷他們的性別；A要努力模仿女士的心態回答問題，讓C誤以為他是女性；B最好的策略則是誠實回答。圖靈接著問，如果把A換成電腦，這個遊戲的結果將會如何？如果這個電腦有充分的計算能力與細心編寫的程式，C被誤導的機會是否能到達由真的男士來模擬？

圖靈在CMI某處不經意地將B換成男士，從電腦與女士之間的競爭，變成電腦與男士之間模仿女士的競爭。性別在模仿遊戲裡引發不少有趣的說法，例如，圖靈可能認為女性細膩的思緒感性多於理性，複雜的問答所展示的人性才是人工智慧的終極挑戰；但也可能相反，認為只有女性的智慧才可能由機器模仿。不過這些說法打趣的性質居多，不是認真的。固然測試者與模擬者的性別對測驗結果可能有不可忽視的影響，有學者對此嚴肅以待，但一般認為圖靈指定的性別並無特別的意義。圖靈真正的意圖是把電腦放在A的位置，由它來模擬人類與真人B競爭，讓C無法辨別真人與電腦。這是學術討論最通用的模型。

圖靈認為在二十世紀結束前，電腦能讓70%的測試者無法在五分鐘內透過交談來正確區別真人與電腦。這點圖靈的確太過樂觀了，至目前為止，甚至可預見的未來，電腦幾乎一點機會也沒有。戰後電腦的軟硬體一日千里，但自1966年ELIZA 完成以來，電腦模擬人類對話幾乎停滯不前。多年來電腦科學在分析自然語言方面的研究成果相當豐富，但一旦應用到模擬對話，電腦對話呈現的品質與科技的成就有完全不對稱的落差。讀者可試試網路上許多Chatbot（chatter robot，交談機器人），必能立刻發現電腦非人性的反應很難掩飾。許多電影裡能交談的機器人，如《雲端情人》（Her, 2013）、《機器姬》（Ex Machina, 2015）等，雖然不試圖掩飾其機器人的身分，但對話內容的複雜度與模擬的情緒反應，仍只能當成是純粹的科幻電影。尤其《機器姬》似乎已展現了存在的意識，電影雖以接受圖靈測試為故事的起點，但劇情的發展與圖靈測試幾乎無關。

圖靈發表CMI後人生陷入低潮，不到四年就過世，六十多年來在圖靈的缺席下爭議不斷。圖靈花了幾乎一半的篇幅在CMI裡列出九大常見的批評，並加以反駁，論述相當簡潔直觀，但談不上有學術論述的嚴謹。臚列如下。

1. 來自神學的批評，認為人類的智慧是獨一無二，神創的。圖靈是無神論者，但他以神學之間彼此的矛盾與過去在科學上的錯誤來反駁。

2. 我們寧可相信機器不能思考，因為如果機器能思考，那後果將很可怕。圖靈認為這是鴕鳥心態，不如面對處理。其實機器不必能思考，也可能很可怕。

3. 數學與機械論先天的不完備性，這點圖靈是當代極少數能徹底了解的學者，但圖靈認為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讓我們宣稱人類的智慧是完備的，人類的智慧很有可能也被不完備定律限制。

4. 電腦與機器無論如何不可能產生意識，而自我意識是智慧不可或缺的要素。圖靈以哲學上的唯我主義（solipsism）反駁，既然自我意識的存在唯有自己才能驗證，我們也無法斷定電腦是否有意識。

5. 電腦缺乏人性，如友善、正直、戀愛、喜歡吃草莓、犯錯，等等非理性的行為。圖靈認為「模仿遊戲」沒要求電腦必須真的具有人性，但如果有足夠的記憶體與計算能力，這些是可以在表面上模仿的。

6. 機器的行為沒有意外，也沒有驚喜的創新，一切都是規劃好的。這個批評源自愛達·勒芙蕾絲（Ada Lovelace）對巴貝其（Babbage）計算機的評語。圖靈機理論的計算能力與更早一百年的巴貝其機不可同日而語，但受決定論的限制不變。圖靈半開玩笑地說，因各種原因，電腦跑出的東西常常讓他充滿了驚喜，但史上第一個程式設計師愛達的質疑顯然不是這麼浮面。圖靈還很弔詭的把驚喜的責任歸給人類，就像玩電腦遊戲，一切都是設計好的，但玩遊戲的人充滿了驚喜。

7. 人的神經系統是連續的，不是數位的，但圖靈認為只要能設定我們能忍受的誤差範圍，我們就有辦法在這誤差範圍內模擬連續的神經。

8. 人的行為很難只照一套預定的行為準則進行，電腦則無可避免必須依照一套有限的準則反應，但圖靈同樣認為這只是對人類行為的一項假說，說不定就如「太陽下沒有新鮮事」，人的行為也是完全由一組準則規範。即便人的行為無法以決定論來規範，電腦透過與人互動，非決定論的因子已實質影響電腦的表現。

9. 第九個反對理由是有些人具有超能力如心電感應、念力等，圖靈建議如果這些能力確實影響了測試的結果，只好讓測試在能隔絕超能力的房間內舉行。這節相當唐突，大部分學者認為圖靈只是一時興起抬槓的文字。

有趣的是，圖靈提出「模仿遊戲」的原始動機是想讓大家離開「機器會思考嗎」這個問題，但從他這些自我設定的批評與答覆來看，他其實一直在維護一個開放的空間，讓「機器會思考嗎」這個問題有個正面答案。若再進一步耙梳圖靈的深處信仰，圖靈其實沒有企圖要讓機器賦予意識或人性，相反的，他認為意識或所謂人性可能只是人類自我的幻想，人終究只是一部更複雜的機器。

六十多年來大眾對「人只是一部機器」的信仰有增無減，當代對「強人工智慧（strong AI）」的討論已不在可不可能，而是有無可能在圖靈機理論的限制下展現智慧？如果不可能，計算人類智慧所需要的一個更複雜的計算模型會是什麼？近年量子計算似乎提供了另一個出路，但除了相當局限的運用，量子計算目前的進展似乎仍脫不出圖靈機理論的限制。

上面提到的「強人工智慧」是指以電腦模擬人類的智慧行為，包括對話、認知、意識、情緒的反應等等，也就是圖靈測試企圖辨識的。相對的是「弱人工智慧（weak AI）」，只限定在特殊的用途，利用電腦快速計算與處理大量資料的能力，幫人類做出決策，也就是所謂的「專家系統」，例如幫助醫師診斷的系統、風險分析系統、導航系統，與近來快速進步的汽車自動駕駛，大數據處理，都是「弱人工智慧」的成果。

在1966年問世的ELIZA，算是自CMI發表之後人工智慧的一個階段性成果，然而ELIZA的成功卻帶來錯誤的期盼，之後數年一窩蜂的跟進，但成果了無新意。進入70年代之後，電腦的用途與極限逐漸被研究者掌握，人工智慧研究的主流逐漸轉為上述的「弱人工智慧」，至今不變。CMI的重要性因此逐漸下降，甚至開始出現批判，認為圖靈測試誤導了人工智慧的發展。

批判的聲浪在90年代達到巔峰，認為圖靈測試裡「強人工智慧」的概念讓研究者浪費許多無謂的精力，只是為了通過一個無實際用途的圖靈測試。但這樣的批評者多半不是人工智慧的研究者，有點無的放矢。幾乎所有努力要用電腦模仿真人對話的程式設計師都是業餘的愛好者，學界根本不可能以此為計畫案拿到國家或產業界的輔助。既然如此，何來浪費資源與誤導？正如加州柏克萊大學的史陶特‧羅素（Stuart Russell）所言，沒有任何人工智慧學者是以通過圖靈測試為研究目標。史陶特本身是人工智慧領域裡頂尖的學者，不就前才與物理學家霍金共同簽屬一份公開信，反對具有人工智慧的武器研發。

有趣的是，進入21世紀後，人們又逐漸心平氣和來看圖靈測試。一方面是人工智慧的研究方法與方向已相當成熟，受CMI影響的程度甚微，與電腦剛問世時不同。就如筆者本人，雖不是人工智慧的研究者，但在研究生時期第一次讀到圖靈測試仍然興奮莫名，但很快地，經由師長的指導與自身知識的累積，很快便意識到CMI與圖靈測試並沒有給研究人工智慧一個科學上有意義的操作型定義，圖靈測試只是電腦專業以外值得思考的哲學問題。另一方面則是，隨著認知科學的進展，關於心智的哲學逐漸與實證科學結合，有回到古典理性主義的趨勢，認為語言與符號的處理在思考中有獨占的地位，重新把閱讀與詮釋CMI的興趣帶回哲學與認知科學的學術會議上。更重要，這個趨勢糾正了一個態度：我們不需要知道人類智慧運作的原理，我們還是可以盲目製造幾可亂真的人工智慧。而這個態度正是50、60年代，人們急於運用電腦卻誤入死巷的原因。

雖然毫無疑問，好萊塢必將繼續以圖靈測試生產更多好看的電影，但這畢竟不是研究人工智慧的實況與願景。總結CMI發表後人工智慧這六十多年的歷史，我們的確遠離了圖靈的構想。儘管仍有不少對CMI持強烈批判態度，認為CMI從來就不應該存在，然而如果我們持平回頭去讀CMI，再把自己放在1950年，一個電腦剛問世的好奇時代，外行的大眾認為電腦比愛因斯坦還聰明；內行的人看電腦只是一個指令一個動作的愚笨機器。圖靈的CMI拉近了幻想與現實的距離，它仍像一座明亮的燈塔，雖然不是船隻駛往的方向，但初出迷霧的船隻靠它定出自己的座標、自己的方向。從手機到網購，從氣象到醫學，人工智慧無所不在。謝謝你，艾倫‧圖靈。

(作者為美國伊利諾州立大學電腦科學教授)

参考資料

• Alan Turing. Computing machinery and intelligence. Mind, 59, 433-460, 1950

• Ayse Pinar Saygin, Ilyas Cicekli & Varoi Akman. Turing Test: 50 Years Later. Minds and Machines 10: 463–518, 2000.

• The Turing Test, The elusive standard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003. James H. Moor edited.

曹永洋先生聚會等3篇 2015年9月20日 陳健邦 TSMC 2025 Albert Schweitzer

At the dawn of the 20th century, Albert Schweitzer was hailed as a brilliant intellectual, a philosopher and theologian of rare distinction, and a virtuoso organist admired across Europe. His lectures at the Sorbonne and writings on Bach secured his place among the continent’s cultural elite, while his refined appearances in concert halls and academic salons painted a picture of success and prestige. Yet beneath this polished exterior, Schweitzer felt a profound restlessness—a stirring call that no amount of applause or acclaim could satisfy. That call came unexpectedly, sparked by a small advertisement seeking doctors to aid the suffering people of Gabon, Central Africa, a place devoid of medical care and burdened by hardship. At thirty years old, and at the peak of his celebrated career, Schweitzer shocked those around him by deciding to abandon his comfortable life and train as a doctor, dedicating himself to service in the jungle. Enduring scepticism and ridicule, he remained resolute: “I will go,” he declared simply, “to be of service.” Arriving in Lambaréné during the turmoil of World War I, Schweitzer found nothing but a patch of muddy ground where he began to build a hospital by hand. Sawing wood, tending to wounds, and performing surgeries by the flickering light of oil lamps or natural sunlight, he offered care freely and without expectation. Over the years, his humble mission blossomed into a beacon of hope, drawing patients from across Africa. Schweitzer’s unwavering compassion and commitment earned him the Nobel Peace Prize in 1952—not for political deeds or speeches, but for embodying his profound ideal of “Reverence for life.” He spent his remaining days in Lambaréné, buried alongside those he served, leaving a lasting legacy rooted deeply in empathy, humility, and selfless devotion.



Hanching Chung


曹永洋先生聚會等3篇 2015年9月20日

Hanching Chung

2015年9月20日 23:51 · 

0918晚上再讀《八芝蘭‧天玉齋隨筆》(曹賜固, 曹永洋)---這是散文集，有點鬆散。
老曹又傳真一封信給我，改正和補充網頁相關字句。

0920 廖振富 早上恰好讀到曹永洋老師寄贈的《八芝蘭天玉齋隨筆》，對曹賜固老先生、與曹永洋老師父子熱愛文學、電影、藝術的家學傳承，以及所散發的人文涵養，深感佩服。

Hanching Chung 周五與曹先生談，才知道有些人覺得父子文筆類似；永洋先生解釋他父親的某些經歷是無法代筆的。最有趣的是老先生推薦Henry James的The Portrait of a Lady，說是戀愛心理曲折的代表作，當初我以為是讀日文本的經驗談。不過，在新潮文庫我問此事，原來是文庫有漢譯本.....

廖振富 《八芝蘭天玉齋隨筆》收錄曹賜固老先生〈走過來時路〉一文，確實特別提到Henry James的The Portrait of a Lady這本書（頁61），他說：「我希望喜歡用囈語、浪漫、虛幻的詞藻歌頌愛情的作家們細讀這部小說」。

Portrait of a Lady by T. S. Eliot : The Poetry Foundation

I / Among the smoke and fog of a December afternoon / You have the scene arrange itself — as it will seem to do— / With "I have saved this afternoon for you";

POETRYFOUNDATION.ORG

2015年9月20日 23:30 

翻讀《蘭巴倫的篝火》 (史懷哲之友選集之三)，台北：志文，2006，很有意思：主編曹永洋為我勾選1/3篇，不過有許多驚喜處，譬如說，昨天我的筆記：康國維 1938-1999 契訶夫短篇小說選；臺灣鳥類指南 (合著)，而此書收入其白話"詞"「思鄉思親夢裡總成空」(頁168-73、包含「夢故鄉憶往事」1978/1983、「天上人間難相見」；曹永洋有其簡傳)和譯高爾基的散文詩「海燕之歌」(頁17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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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東海大學的微光中 A twilight world of Tunghai University: 康國維 1938-1999 契訶夫短篇小說選；臺灣鳥類指南 (合著)

TUNGHAIFRIENDS.BLOGSPOT.COM

2015年9月20日 10:24 · 

周五與曹永洋先生聚會的一些細節，我補充一下：他也推薦許多書與文章，最出乎我意外的是劉森堯學長的三篇大文：記母親、戀人.... (據說刊在劉森堯著 《天光雲影共徘徊》， 爾雅 出版社，2001)，待查。
天母書廬牆上有人題金言。這句話，我在初中的謝立沛老師的歷史課聽過。
我們應該每天聽一首歌、讀一首好詩、看一幅好畫；. 如果可能的話，再說幾句合理的話。 ─德國詩人歌德（Johann Wolfgang Goethe）
曹學長欣賞的譯文(天母書廬牆上題的金言)則是這樣的：

「一個人在自己的生活裡，每天要吟讀一首好詩，閱讀一本名著，聆聽一首名曲，欣賞一幅名畫，庶幾上蒼賦予你的美麗玲魂，才不致被塵俗的煩惱所蒙蔽。」---曹永洋「此情可待成追憶----編後記」，載《音樂界的騎士：曹永坤先生紀念文集》( The Taiwan knight of classical music : in memory of Tsao Yeong-Kun )， 曹永洋, 曹慧中編， 臺北市: 草根出版，2008，頁246，曹永坤（1929-2006）

WHEN A TRANSLATION IS UNFAITHFUL -

BY THE FOUCAULT OF TRANSLATION

“To what extent can a translation be referentially ‘unfaithful’?”

- Umberto Eco

🔵 This is a quote by the famous Italian writer Umberto Eco, famous for works such as The Name of the Rose and other novels/essays. In his quote, in the book 'Experiences in Translation' (p. 30), Eco is posing the question of how communicative a translation can possibly be until it loses its faithfulness to the original text.

Many, especially in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including in the country where I am presently living, are focusing on the beauty and aesthetics of the outcome a work of translation in its new translated target language - one reason being that due to their lack of knowledge (especially with connotations) of the original language (be it English, French, or any other), it is much easier to focus on what is written in their target language. This is true both in literary translations and in translations done fo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INGOs.

Many of the publishers and critic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s) and procuring staff (in different agencies) lack a proper knowledge of the original language, thus what is good or bad is mainly decided by how it looks in the translated outcome, with a fine disregard to what was written in the original, and a fine disregard to the original purpose of any translation - which is to capture the message of the original text in genuine faithfulness. It is true that the outcome in the target language also needs to be grammatically correct, smooth and aesthetically acceptable (especially with literary works), but the original purpose of any translation should never be disregarded.

With this, Umberto Eco has a clear message. The "SPIRIT" OF A TEXT IS THE ORIGINAL MEANING THE AUTHOR IS TRYING TO CONVEY. THE TRANSLATION BECOMES UNFAITHFUL WHEN THE TRANLATOR LOSES THE SPIRIT OF THE SOURCE TEXT IN THE TARGET LANGUAGE.

Maintaining a balance between keeping the language faithful while still having the meaning be the same in the target language is part of what makes translation a complexity. But when a translator translates in a way that is not in the spirit of what the author intended, it becomes “reverently unfaithful”.

古老的巴黎只存在於文學中 ◎Nils Minkmar

位於巴黎第六區Raspail大道和Cherche-Midi街轉角的咖啡館以其完全的不起眼而著稱。它以地址為名：「Le Raspail」。它直接對面是一所世界著名的高等學校，作為學生餐廳、食堂和附近居民的客廳。菜單沒有英文版。除非突然下大雨，否則新客人或遊客不會逃進這個昏暗的餐廳。在這裡總能找到位置。Patrick Modiano的新小說《舞者》就從這個平凡的咖啡館開始。這是一部九十多頁的薄書，很適合作為這位2014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全部作品的鑰匙。在這裡可以集中研究他的方法：故事通過城市來講述。這可以想像成澳洲原住民的歌路，偉大的Bruce Chatwin曾經描述過。那裡的每個角落、每條小徑和每塊岩石都在步行時要唱的歌中提及。這樣就形成了他們家園的抒情地理學，一個歌唱的導航系統。

法國匿名文化的奇特之處

Modiano做的沒有別的：他在巴黎的漫步是對個人和政治歷史的探索，構成了精心思考並簡化到本質的小說材料。在《舞者》的故事中，通往過去的旅程從這個平凡咖啡館的現在開始。順便說一下，Modiano住得離那裡不遠。運氣好的話，文學愛好者可能會注意到一位異常高大、穿著優雅、快步行走的盛年紳士，他準確地穿過Saint-Sulpice廣場，繼續在巴黎走路。在小說中，也許在這樣的散步中，他遇到了一個他在過去認識的男人：Serge Versini。那是他當年的第一個房東。他跟他說話，但這個男人否認自己是Versini。為了澄清這個問題，他們走進「Le Raspail」，點了石榴糖漿加水。沒有比這更無害的飲料了，最多是杯子裡發光的紅色給場景帶來了某種戲劇性。Versini否認自己的身份，但他的印章戒指出賣了他，上面刻著字母SV。

真實存在的咖啡館「Le Raspail」，至少在早班，是一位堅決而專業的女服務員的地盤。今天大道上有週市，這是週中的社區節日。一位年長的先生偷偷溜進咖啡館，在熟悉的桌子旁坐下，想要點咖啡——但女服務員反對：「我們最好還是等等夫人，對嗎？」妻子還在市場上購物。先生和夫人應該一起喝咖啡，在這個咖啡館仍然注意這樣的細節。

小說中完全如此描述，作為今天巴黎的避難所，遠離眾多背包遊客或拖著行李箱的旅客。與Modiano描述的不同，餐廳看起來像新裝修過的，所以有人投資了。這個人一定是Agatha Christie或Rosamunde Pilcher的粉絲，總之「Raspail」現在完全是英式鄉村旅館配俱樂部房間的風格。在《舞者》中，這也只是歷史尋寶遊戲的起點，敘述者試圖接近他青春期的一個短暫插曲。

場景以這個可疑的傢伙為了擺脫敘述者而寫下他的新地址結束：Godot de Mauroy街9號。

從咖啡館到那裡不是很遠，但卻在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巴黎由許多街區組成，對居民來說這些又意味著世界。如果不必要，就不會離開自己的區域。想在巴黎隱藏的人實際上只需要搬到另一個街區甚至區，這比任何逃往國外都更徹底。這也與法國奇特的匿名文化有關。名字不是無害的。在Patrick Modiano的世界中，紮根於德國佔領時期和五六十年代殖民戰爭時代，許多人物出於恐懼和保護措施而更換姓名。Modiano的父親在佔領時期是猶太人，躲在巴黎，必須用化名生存。為此他還與有組織犯罪做生意，當時與法國貝當主義者和德國佔領者合作。假名可以救命，真名導向集中營。

為了繼續跟隨小說《舞者》的路徑，必須跨越塞納河。左岸是科學、藝術和文學的家園，另一邊住著愛麗舍宮，在中間的西提島上是司法宮。要到達Versini的地址，必須經過瑪德萊娜教堂。街角還有早期紅燈區的遺跡，一座大樓有情趣用品店和錄像包廂，廣告宣傳aphrodisiac舞蹈等等。二戰後法國禁止了妓院，一段漫長的歷史就此結束。

Godot de Mauroy街長期以rue chaude聞名。Marcel Proust據說在這些謹慎的房子裡會見他的性工作者。這裡在市中心，甚至在商業區，任何偶然在那裡被看到的人都不需要太多辯護。今天這條街完全獻給了旅遊業。立面整齊翻新，房子看起來不起眼。9號是一座相當大的商務樓。有一個內院，隔壁亞洲快餐店的員工在那裡休息。沒有自行車、兒童車或花盆，這裡有些匿名。

它看起來不像住宅，更像Airbnb地址。斜對面是一個大建築群，年輕人在那裡聚會工作，但他們要付費——年輕自由職業者的共同工作空間。馬克宏為創業國家著迷，在這裡可以參觀它。一切都友好明亮，不再顯示Serge Versini那些可疑日子的痕跡。然而，這個街區的不承諾性和社會流動性保持不變。不適合常客和注意的鄰居，而是潛水的好地方。

在小說的歷史情節中，年輕的敘述者在六十年代初向Versini租了一個房間。但主要是通過他認識了舞者。Versini不僅是房東，更主要是各種酒吧的老闆。那裡也有在當時著名的Wacker工作室接受培訓的舞者們做客。其中一位帶敘述者回家，但從未談及愛情或性。

對這個女人的記憶在舞者、敘述者和他的兒子Pierre一起的場景中結晶。Pierre在比亞里茨的親戚家待了很多年，在這個童年永恆之後被母親在奧斯特利茨車站接回；敘述者也陪同她。敘述者在書中經常回想Pierre到達巴黎的場景，想知道這個男孩和他母親後來怎麼樣了。但他不知道他們的名字。

舞者和Pierre住在Champerret門附近的一座住宅樓裡。沒有更準確的描述。在法國首都周圍的大型住宅區建成之前，作為對農村人口和後來阿爾及利亞移民的回應，這是一個有很多便宜公寓的邊緣區。今天它幾乎屬於市中心，騎自行車二十分鐘就能到凱旋門。

在一座令人印象深刻的大而仍然優雅的住宅樓上，一塊牌匾紀念豎琴家Lily Laskine，他從1935年到1988年住在那裡。一個有家庭和錢不多的藝術家區，有好的購物機會——住在Champerret門可能遇到更糟的，當然也有好得多的。大量看起來都相似的住宅樓，以及巴黎這個角落實用但非個人的城市規劃，使調查變得不可能。當然還有那些年的地址和電話簿——據說Modiano收集它們。但不知道他當時使用的名字，它們沒有幫助。

Wacker舞蹈工作室的情況不同，這是小說的另一個場景。舞者在這裡向傳奇的俄羅斯編舞家Boris Kniaseff學習。敘述者經常在那裡接她，然後他們一起走到Champerret門——訓練一整天後這是相當長的距離，但在Modiano的書中走得太多，商業計步器應用程式可以贊助他的每本書。

Wacker工作室早已成為舞蹈史的一部分，儘管多年來不再存在。這個地區仍然相當昏暗，被一座巨大的體育館主導。今天這座建築，仍然因為前芭蕾舞工作室的巨大窗戶而引人注目，容納了一所商業補習學校。看起來灰暗而拒人於千里之外。在法國沒有證書就什麼都不是，所以這樣的私人補習機構蓬勃發展。在小說中，Wacker是年輕人和他們居住的身體學習紀律的地方——因此才成長為完整的人格。

首先是藝術和巴黎的街道塑造了這本書的年輕人物。敘述者雖然不跳舞，但他也在那個時候學會了創造性地利用自己的傾向，他將寫作。俄羅斯編舞家的對應者是Maurice Girodias的人物，他也是文學史的人物。這位原名Maurice Kahane的法美混血兒是Olympia Press的老闆，以Vladimir Nabokov著名書籍《洛麗塔》的第一個出版商而聞名。

終其一生，Nabokov會在採訪中與Girodias爭吵，將他描述為騙子和幻想家，搶走了他最後的神經——和很多錢。在這裡我們以不同的角度認識Girodias，作為給年輕無名小卒機會的人。後來Girodias因為債務和對出版社作者的欺騙甚至要入獄，但這裡只有讀者知道。像Girodias和Versini這樣的男人，居住在六十年代的巴黎，當你剛開始生活和職業時是真正的危險。對過去的思考不是懷舊，而是警告：以前一切都更危險。

在這個故事中特別危險的是年輕的Pierre，同樣不太穩定的敘述者作為兒童保護者或母親的朋友站在他身邊。這種星座，其中一個孩子受到他不認識或不太了解的人照顧，例如不知道他們的真名，是Modiano反覆出現的主題。Modiano作為孩子也在比亞里茨度過了很長時間，和一個家庭教師。之後他的母親在巴黎車站接他——就像小說中一樣。他的母親雖然不是舞者，但是演員。Modiano像Diego Velázquez在他的畫作《宮娥》中一樣，將自己也帶入這部短篇小說描繪的畫面中。那麼尋找的小男孩的名字也不會忘記，而是清楚地印在書的封面上。完美的藏身處。

女服務員對他的工作場所也獲得文學提及的消息反應極為平靜。「這一點都不讓我驚訝。我們這裡有很多作家常客。」「Le Raspail」已經在許多書中被描述過。甚至在漫畫中這個街角咖啡館也被永恆化。長期以來人們也在現場收集所有這些作品——「但後來翻新了，所有書籍都被扔掉了」。在收據上女服務員稱自己為神奇女俠。

傷逝.....懷念婉真姐

齊邦媛之長篇小說巨流河、龍應台之大江大海相繼出版，在書市熱賣外文化界評價也相當正面更造成社會上的討論對話

這樣的現象我們也許不特別覺得怎樣，不過就是出版一本書嘛......但對於獨派的陳婉真

能說能寫的陳婉真她是受不了的

她說“人家外省族群有她們這麽厲害的文筆作記錄，我們台灣族群怎麽可以沒人做記錄？

又說“她們把國民黨寫得那麽好，怎麽可以？”

於是陳婉真動氣了

於是陳婉真動筆了

陳婉真一動筆就雷霆萬鈞那筆竟停也停不住了

可以這麽說婉真姐生前最後的這20來年，她所有的活動軌跡都緊緊扣住這樣的唯一主題。

但我又認識接觸到卸下了公職生活中的陳婉真，幾度偕友去彰化婉真姐家過夜磨蹭，因為女生對女生很好說話可以天南地北又都是混過政治江湖的很有話聊,中午出去吃飯時她會順便邀請她彰化女中的老同學也來一起吃飯，記憶中，台灣自救宣言案之要角謝聰敏前輩的夫人跟婉真姐非常密切，不知是否她兩也是同學？

我到婉真姐家,對於她的家事能力跟愛清潔親力親為的程度大為驚歎,以往透過媒體認識的陳婉真，是勇敢的台獨戰神，每每以狂飆基進的議題激怒當權者，經常以她孅弱女性之軀對抗整個不義的國家體制，媒體報導下我們不斷目睹代表國家暴力的警總或保警幾度在街頭硬生生的抬走陳婉真離開抗爭現場......

但在婉真姐家裏

我看到的是一幅幅她精心打理的大小刺繡作品

她親手裁縫的窗簾簾幕桌巾桌布或布包包

家族隨意毀棄的紅眠床好幾座,她妙手整理後擺放得甚為典雅，後來變成了九哥的閨房

凡床套被單枕頭套都洗得乾乾凈凈幾乎到潔白之地步

餐後坐在客廳的吧檯椅喝下午茶，偷偷瞄阿姐的抽屜瞄一眼後我請她開抽屜給我看，哇賽姐啊！！！妳連抹布都洗好曬乾一條條井然有序的折放在抽屜裏餒.....

最后一回提到您是在上個禮拜，我因收藏陳秋吉老師罕作的茶碗，不意郵寄疏失摔破了，我拿去螺陽文教基金會請楊老師鋦瓷修復，適逢廖文奎逝世70週年，與元才提到文史學會今年年度要整理廖文奎專案並做發表，我建議一定要登門造訪婉真姐，最詳實的資料跟最新的訊 息都掌握在婉真姐手裏，若干年前帶著廖文毅孫女導覽西螺街，廖文毅舊家三角窗那棟房一樓秀面的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是在如何情況下被蔣介石脅迫弄出來的云云......

我總是隨時想念她

我總是感到她跟我很近很近

我總覺得她很健康

我想念她就應該馬上去看她

唉.....

1987年第一次看到她

我心想...這阿姐大我沒幾歲，她已經把台灣揹扛在肩膀上了

是的，從頭到尾一輩子

生生死死死死生生

台灣都在她肩膀上都在她心上

聽到南方朔逝世，有點錯愕，好像時代又翻去了一頁。我和他沒有私交，印象最深的是他在為赫曼赫塞《青春三部曲》所寫的導讀裡，稱呼赫塞為「最後的浪漫主義英雄」。某個程度上，我也是這樣覺得南方朔這個人的一生。

他是這樣形容赫曼赫塞：

在文學隨著時代而巨變的時候，像赫塞及羅曼．羅蘭這樣的人物，他們儘管見證了十九世紀末歐洲的動盪，甚至兩次世界大戰的黑暗，以及不同國族間的仇恨對立，但這並不影響他們對樂觀浪漫主義的信念，放在二十世紀文學史上來看，那就成了難得的空谷跫音。這也是儘管他們那種高度感性、自我，並直接的文體，現在已很少有人還會那樣寫了，但他們那些熱情含量很高的作品，在幾經變易的當代，對讀者仍極具魔力。特別是赫塞的作品，在一九六○年代不滿青年昂然而興的時代，他那種追求心靈境界的訴求，仍能打動許多年輕的心靈。浪漫主義文字可能會不合時宜，但只要人有心追求，它就有了再起的空間。

大師與小菜鳥

陰雨天的早上，去向前幾天過世的「大師」南方朔致意。

在《新新聞》待過的人，大概都有和大師東聊西聊的經驗。他和司馬那兩個比鄰而居的房間，像是當年新新聞內的chatGPT，兩個人風格雖截然不同，但後生小輩們寫稿寫不出來，缺文章框架、缺角度、缺論述、缺視野、搞不清脈絡、分享採訪線上的笑話、訐譙採訪對象、甚至記者當久了偶爾需要心靈療癒，都可以在那裡找到一點解答或靈感。但大師當然不是沒有人味的AI，他常常邊談邊罵，有點口吃的表達裡，三字經還不少。

1987年創刊的《新新聞》，其實光是創刊時標舉的「自由報業第一聲」，在那個解嚴後，自由、解放，且騷動的年代裡，就很令人感動。而畢業後當完兵第一份工作到這個週刊裡，看著那個自己從大學就開始讀他文章的大師，每天就在辦公室裡瞇著眼看書、剪報、寫稿、再看書、剪報、寫稿……，就覺得好像看到什麼奇景似的，但其實，奇景原來就只是日復一日。

當時的《新新聞》週二晚上截稿日，同事們每週要輪流半夜十一、二點去附近的夜市買宵夜，買回辦公室要去叫一下司馬和大師「宵夜來了喔！」大師通常都會自己出來翻翻看看，是潤餅捲、飯糰蛋……還是什麼有的沒的，拿一拿想吃的，又回辦公室裡去。

在那每週一定要熬一天夜趕稿的夢囈時光裡，有時候，躺在辦公室沙發的小菜鳥都會想，為什麼同樣吃飯糰蛋配豆漿，大師隔天寫出來的就是「那樣的文章」，而我寫出來的就是「這樣的東西」，其實這根本是不會有答案的白痴問題，算是一種催眠曲。

剛到《新新聞》時，前輩和採訪主任都會說：「有事沒事就去和司馬和大師聊一聊」，小菜鳥不會問不會寫又沒自信，聽到這樣的建言當然就常常「硬上」，完全不知要聊什麼也去敲大師的房門，有時連自己進來幹什麼都講不清楚。

大師從沒一次拒絕我中斷他看書或寫作，我講完東，大師從西開始回應，但令小菜鳥覺得神奇的是，講到最後，常常東原來是西，西竟然是東，oo理論原來是這麼人性，xx人物竟然是那麼「混蛋」「壞透了」（大師語），這種知識的飽足感，臧否時政的爽感，讓人真的會從心裡發出微笑地離開大師房間，連謝謝兩個字都不知從何說起。

小菜鳥體會到「和大師聊聊」的好處，久而久之，進辦公室就會看一下有沒有人在「和大師聊聊」。但大師房間並沒有掛號系統，完全先到先得，霸佔也可，門也不會關，這個奇特的「門診」，能培養出好多現在的名嘴、作家、還有「大師 want to be」，也就不在話下了。

而這其中，我其實印象最深，常常想到大師房間的景象就想到的人，則是柔縉。

小菜鳥到《新新聞》時，柔縉已經是掛資深記者，每週寫她的「私房故事」專欄，而她也是常常建議我「妳這個點要不要去找大師聊一下」的人。後來，柔縉開始她非常獨特以翻查大量訃聞、製作卡片，堆疊建立起台灣政商權貴人脈的《總統是我家親戚》的原型時，我僅約略知道她在做什麼，但也看到她更頻密地進出大師的房間，兩人在房間中很多非常認真討論的表情，讓我當時曾問她：「妳到大師房間都在談什麼？」，柔縉說她只是在問大師「唸書、做學問的方法」，到現在，我都還覺得這個答案很巨大，單純到巨大。

大師過世的前幾天，我們發了一個新聞，是有一家國內新聞台的新媒體大主管，因為一點小事就掄起椅子往他底下的主管砸，弄到受傷。

去向大師致意的今天，和很多許久未見，當年都曾是小菜鳥的《新新聞》老友們見面，我卻一直想到這個看似無聊的同業新聞。

我想，當年的小菜鳥到現在已30多年，我在懷念的，應該是大師當年常講給我聽的：「做人喔…….他媽他媽……要有點品格！」這句話吧！